言，从上面一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杜佑以《通典》全书，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古今变异的系统考察，论定"古今既异，形势亦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其视野的广阔，结构的严密，内容的翔实，议论的中肯，都是刘知几、柳宗元无法相比的！

　　再来看他们关于历史进化原因的认识。

　　刘知几在考察史文演变时说："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①。

　　柳宗元在论述封建制产生、施行时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②。

　　对于刘、柳关于"势"的认识，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这是"一般的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刘知几对于复古主义者的批评指责，能中肯地指出他们的观点\'理不必然\'，而他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

　　①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②　《柳河东集》卷一。

　　③　《通典》卷十二"论曰"。

　　④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①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②　《柳河东集》卷四《封建论》。

　　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柳宗元论封建所依据的势之必然说"，"也都是如此"③。

　　但是，杜佑关于"势"的认识，虽然不能彻底摆脱刘、柳那样的局限性，却也不完全是"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杜佑是要从"体制"的古今变异中探"政理"，不光是书生式的研究"学问"，因而他的分析、认识不可能只"抽象"而不务实。例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形势驱之"的说法。杜佑以汉祖封建王侯，卑弱而忠，强大而悖。贾谊献策，"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诛（晁）错之名"④。"卑弱而忠，强大而悖"，"末大本小，终为祸乱"，这在古代社会显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不能称之"抽象"吧？再如讲到"安禄山称兵海内，未必素蓄凶谋"，是"事理不得不然"时，杜佑也不是像刘、柳那样对"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而是既指出了当时的具体形势，边陲势强，朝廷势弱，又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事理"："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总之，杜佑关于"势"的认识，在不少地方都是接触到了历史真实的，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事物发展的真理，因而较比刘知几、柳宗元的认识要实际得多、深刻得多！

　　最后，对待历史进化的态度问题。

　　刘知几有言："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