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为一个总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②这哪里是要以"三代制度"为"准绳"，简直是在反对"循往古之仪"了！从前面两节所叙"礼"的基本内容和上述杜佑对于礼仪的认识来看，《通典》中有关礼仪沿革的记述，多是其认识中唐以前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澄清千余年来诸多误解之后，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学术地位自然就会看得更加准确。它不单单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制度史，而首先是一部完整描述上古至中唐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演变之迹的社会史。

　　杜佑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刻，不拘于处在"独尊"地位的传统学说，以全新的社会结构说和非古是今意识，纂集成《通典》一书，回答了变革中提出的种种新问题。这与司马迁在封建社会刚刚建立不久，适应新兴社会需要而发愤作《史记》，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通典》所开考察"礼法刑政"沿革以认识社会变革之风，为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学术发展辟出一条颇富新意的途径。

　　酌古通今，既弊而变，是千古不衰的定律！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政书类》。

　　②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

　　九、中国古代"天人论"的基本总结天人关系论，历来是儒家关注的思想论题。先秦儒学的天人之辩，荀子主张"明天人之分"。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董仲舒论证"天人感应"。唐以前历代天人论大体不出此二途。佛道二教兴盛之后，思想界出现一些新概念、新命题的讨论，儒学思想缺少新意而现衰微状，天人论也颇受冷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生当中唐--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力求通过复兴儒家思想来挽救社会危机，他们所展开的对天人关系的热烈探讨，就是试图恢复充实儒家固有思想体系的一种努力。他们的论述，丰富了天人论的层次和内涵。

　　（一）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生平韩愈（公元768-824　年），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原籍为昌黎，因而世称韩昌黎。他3　岁成孤儿，被堂兄嫂抚养。刻苦求学，25　岁考中进士，31　岁始任官职。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耿直敢言，上表述天旱人饥和宫市之弊，被贬为连州阳山令，后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赦还后，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因上表切谏宪宗迎佛骨，再贬为潮州刺史，后改袁州刺史。被召回京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57　岁逝世，赠礼部尚书，谥文。著作收入《韩昌黎集》。

　　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21　岁考中进士，授校书郎，调任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他与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任礼部员外郎。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为柳州刺史，在柳州有出色政绩，任职4　年余病逝于柳州，史称柳柳州，著作见《柳河东集》。

　　刘禹锡（公元772-842　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贞元间进士，任监察御史里行。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郎州司马，后改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回京后又任礼部郎中、集贤学士，后又出任数州刺史，再召回京后，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他与柳宗元颇友善。他的著作编为《刘宾客集》。

　　（二）"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中唐天人论所辩论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天有没有意识？存在天人感应吗？

　　韩愈是相信天命的，认为天有意识，可以决定世人的贵贱祸福。他在《答陈生书》中说："盖君子病乎在己，而顺乎在天。。。所谓顺乎在天者，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不以累其初。"他在《与卫中行书》中又说："贤与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他认为，有天命存在，但人的作为也并非没有意义，君子不能放任自己的行为，是"贤"还是"不肖"，取决于自己。"病乎在己"，属于自己努力范围的，就不能放松努力。至于贵贱祸福的命运和外间舆论的评价，就不是自己努力所能左右的了。

　　韩愈虽认为天有意志，但又认为天的意志是使善人遭祸，恶人得福。这恰与传统天命论的天从人意，赏善罚恶说法相反。照他的推论，天的意志应该是不使元气阴阳遭到破坏，而"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人们的耕耘、砍伐、打井、掘墓、建筑、制陶。。等活动，使得天地万物不能自然生长，面目全非。所以，残害民众生产生活的恶人是有功于天，天就要奖赏他们；而保护民众生产生活的善人则是天的仇敌，天就要惩罚他们。

　　柳宗元认为，韩愈可能是出于某种激愤情绪才讲这些话的，因为谁都知道社会中确有不少好人遭祸，坏人得福的事例，但他不能同意韩愈关于天有意志的说法。柳宗元继承了王充的气的一元论观点，认为天地就是充满元气的大自然，是无意识的，"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