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①。这是在讲，历史事实发生变迁，记述历史的史书表达方式也应当随着变化。

　　杜佑所说"详观三代之制，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随时立制，既弊而变"等，则是考察古今社会"体制"变异后得出的结论。从上面一节的分析看，其出发点的高度，落脚点的实在，都是刘知几不能相比的。当然，刘知几早杜佑将近一个世纪，不能达到后者的思想高度自无可非议。但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能够在思想史中占据一定席位，杜佑"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就更应当在思想史中占重要席位！

　　从上述几个基本方面的对照中，杜佑与《通典》在古代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再也不能够无视或被排斥了。

　　2。学术史上的地位鉴于上千年来多以《通典》为制度史，由此出发评论其学术地位，看法很不一致。一种代表性的看法认为，《通典》"以刘秩书为蓝本"，"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①。相反的看法也颇具代表性，认为纪传史的志"断代为书"也有问题，"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②。这两种看法，③　《老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历史研究》1961　年第2　期。

　　④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史通》卷五《因习》。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都忽略了《旧唐书·杜佑传》中关于《通典》成书的一段记述，未能"寻味"出杜佑的旨趣所在。这段记述是："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紧接着的几句关键话是：（杜）佑得其书，寻味阙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大为时贤称赏"的刘秩《政典》，杜佑"寻味"其旨趣，却发现不足，以其"条目未尽"，即分门不尽完备。《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分工记述政治制度，是一种传统的认识社会结构的观念。到中唐以后，尚书省六部的职掌与《周礼》"六官所职"已经出现很大差异，以杜佑的政治阅历是很容易看清这一点的。因此，他认为再以六部职掌来看待当时的社会，显然已经不能"适时"，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典》"条目未尽"。于是，《通典》变"六官所职"为"九门沿革"，筑起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说。这对于按照设官分职认识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怎么可以仅仅以其所记具体内容有"因"，《政典》者便武断地说是"以刘秩书为蓝本"呢？

　　另一方面，《通典》并非适应"统括史志之必要"。唐代以前的各个史志中，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既不属于制度，也不反映社会结构或体制，《通典》根本不取。相反，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由于杜佑视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因而才将其与食货、职官、礼等并列。选举、兵，单独立为门类，是《通典》首创，而为后代史志仿效。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归结为是《通典》"统括"史志呢？更何况，边防这一门类所记是周边政权，类似于纪传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与"史志"更不相涉。

　　以上两种看法虽然相反，但都不能自圆其说。这一事实从反面印证，《通典》绝不仅仅是一部记载"古今制度沿革"的典志史！前面已详述，杜佑是从发生变化的体制寻"理道"，从变动的社会结构探"政理"，因而《通典》的首要贡献不在记载"古今制度沿革"方面，是在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认识上。

　　在认识《通典》的学术地位时，还有不少论著以杜佑《献书表》中有"周氏典礼，且用准绳"一句话，指责其"兴趣"在用传统礼仪束缚人们思想、行动上，因而用了100　卷篇幅记述古代的礼仪制度。

　　关于"礼仪"的作用，杜佑是这样说过："圣人以礼示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①这无疑是把礼仪纳入"思理道"、"探政理"的范畴，显然是为了维护已经走下坡路的唐政权。然而，其具体叙述中却往往表现出完全相反的认识。最明显的一点是，《通典》记述礼仪沿革，与"滞儒"不同。杜佑认为，"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滞儒"们"空事钻研"的都是些"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而他所主张的是"从宜之旨"，记述的是"便俗适时"的有用内容②。这一说法，同他批评儒家经典多是"空言"，历代著论缺少"匡拯之方"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四库全书》的编选者注意到这一点，称《通典》"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

　　①　《通典》卷四十一《礼》序。

　　②　详见《通典》卷七十四《宾一》。

　　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①。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杜佑考察礼仪沿革，着眼于"古今之异制"，强调"皆贵适时"，恰恰与"周氏典礼，且用准绳"的说法异趣。书中叙"嘉礼"的一则"议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