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思想的萌芽罗隐在京城长安屡次科考不被录用，处境窘迫，愤懑异常，于是作《谗书》5　卷。所谓"谗"，坏话也。自著书为何冠如此名称呢？罗隐在《谗书》自序中道出缘由：丁亥年（公元867　年，咸通八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

　　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为《谗书》。

　　他的愤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别人以著述获名获利，而自己却以著述授别人攻击自己的口实，著述越多，处境越困穷。如此看来，自己的书就等于中伤自已，自讲坏话，因此索性取名为《谗书》。这显示出他不甘屈服的坚强性格，他将自己批判专制、抨击弊政的篇章，较集中地汇编入《谗书》。他也不隐讳此书编撰的目的在于警醒当代人，告诫将来人。《谗书》重序云：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杨、孟以下，何必以名为？

　　以下我们探讨一下罗隐所要"警"、"诫"的是什么呢？《谗书》主要突出了反专制的思想倾向。

　　其一，认为天下应是天下人之天下，不应是帝王一家之天下。《丹、商

　　①　《唐诗记事》卷六十九《罗隐》。

　　非不肖》篇是要翻一千古定案。根据传统说法，唐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品行不好），故传位虞舜。虞舜的儿子商均也是不肖，故舜又传位给禹。罗隐此篇却另立新说，显然是借题发挥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事实上不会是丹朱、商均品行有问题，而"是唐、虞之心，示后代以公共"，"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尧、舜之两位圣君，为了向天下人表明王位不是一家之私有，所以便给儿子冠以"不肖"之名，公布于天下，不让儿子有继位的任何可能。罗隐说，尧、舜治理天下，明察一切，"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无不被"，怎么会独独顾不到儿子呢？假如真的连儿子都教化不了，又怎么能教化天下人呢？所以，尧、舜实在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舍弃了儿子。我们自然不能认为罗隐是在进行历史研究，他这一翻案之举并没有（也不需要）以史料考证为基础。"醉翁之意不在酒"，罗隐之意不在为丹朱、商均鸣冤，而是在于说明，君位之世袭不是从来就有的，因而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君位之世袭，与古代圣君的至公之心大相径庭。

　　其二，君王夺取天下是为一己之私利，与强盗劫掠财物是同样性质。《英雄之言》篇将强盗的行为比之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的言行，在强盗与"英雄"之间划了等号。该篇指出，有些物品之所以要藏起来，是为了防盗，这是人之常情。其实强盗也是人，穿衣戴帽与常人一样。区别在于，退让之心，贞廉之节在强盗本性中不能始终保持。于是，强盗见到财物就要拿，声称是由于饥寒交迫。而那些将国家据为己有的人，则声称是为了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强盗声称饥寒，这用不着费笔墨驳斥。而需要评论的却是那些"英雄之言"。声称"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不能打着救民的旗号，夺取个人私利。若真是为了救民，就应该顺从百姓之心，根据民心决定自己所为。然而对照实际却恰恰相反，君王考虑的是一己之私。刘邦望见秦始皇壮观富丽的宫室，羡慕地说："大丈夫就应当如此。"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的盛大场面，也说："我可以取代他"。这就清楚证明了他们起兵时所称的推翻暴秦，救民于水火的话是一种幌子。

　　其三，君子沉迷"万岁"声中而致百姓困穷。《汉武山呼》篇指出，人的本性，没有生来就奢侈放纵的。如果自己把持不住，就会受外界影响而变坏。这个道理对于贵、贱者都适用。罗隐以君王为例说，君王左右阿谀佞臣，是"人"的坏影响；穷奢极欲巡幸出游，是"事"的坏影响；欣赏所谓祥瑞，是"物"的坏影响。上述三者如有其一，则是国家之大害。

　　他进一步说，汉武帝继位时，国家较富庶。在左右人的建议下，汉武穷奢靡费，举行封禅大典，目的是为个人求福，"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时也"。上有所好，下必逢迎，"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悟"。这里有个典故，当汉武帝登中岳太室之山时，随从官员声言在山下听到山在呼喊"万岁"。这样一来，汉武帝更加志得意满，以为上天在保佑他，越发好大喜功，"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喜听"万岁"之声，反映君王骄纵之心，遂引发一连串劳民伤财之举。最后罗隐尖锐指出："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罗隐生活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但未完全屈服，敢于抨击专制体制的弊病。他所写的不少篇章，形为"谈古"，实则"论今"，同时也怀有启迪后人之意愿。他赞扬尧、舜"示后代以公共"，指出君王"宜以百姓心为心"，认为"山呼万岁"实为不祥之事，都是较为大胆的反专制言论，可称得上是明清思想家反专制思想之先声。在当时，罗隐的诗与文就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以致写成后"顷刻相传"，然而却使抱正统思想的官僚们大为不满。从一位士大夫批评罗隐著述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层人士与下层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