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灭灭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不可选择，不可避免，"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化化不间，由环之无穷。夫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这里以人为例，说明了世间万物都经历着由虚而萌，由幼及壮，由老及死的过程。这实际上已否定了长生不死，不生不灭的"得道成仙"说法。但谭峭却未能将这一观点坚持到底，而是引向一个导致自我否定的结语，"达此理者，虚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②。这是说，人们通晓了前述那个生生死死的道理，就应把握住虚，专守于神，使神不再变化，使形不再产生。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并且使他的万物皆化观点大大打了折扣。谭峭认识到万物是变化的，物质的形态可以转变，这包含着辩证思想，是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信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胆否定。这一思想也引导他展开对现实不合理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但是，他的万物皆化的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只讲变化，而忽视了变化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就使得他所谓的一些变化只是头脑中的杜撰，而没有一点现实可能性，如老枫变为道士，贤女变为石头等。而且，他的变化观建基于"虚"，将世界的物质性视为达道的一种阻碍，这其实是一种很不通达的认识。再有，他的变化观没有体现出发展进化，只是简单的往复循环，他没能认识到世上万物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而进行演变的。

　　3。恤民、均食、重俭的社会政治观面对现实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局面，谭峭进行了深沉的思索。他的许多观点蕴含着人民性、民主性因素。

　　社会演变成人人争斗乃至互相残杀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谭峭认为，根源在于统治者骄奢聚敛和争权夺利，《大化》说：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顾盼，顾盼化揖让，揖让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别，分别化冠冕，冠冕化车辂，车辂化宫室，宫室化掖卫，掖卫化燕享，燕享化奢荡，奢荡化聚敛，聚敛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乱，悖乱化甲兵，甲兵化争夺，争夺化败亡。他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概括是颇具大写意风格的，先言人的起源，然后依次言及人类早期的平等，出现尊卑差别，产生官吏，官吏有了特殊待遇，有了特权，统治者生活开始奢华，这就需要聚敛金钱，要聚敛就要有欺骗，有欺骗就要有刑法杀戮，为逃刑杀就产生悖乱，要压制悖乱就要有军队，有了军队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失败和死亡。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导致这样的结果，"其来也，势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

　　民众生活贫困的原因何在？谭峭发表了一系列大胆、激烈的看法。他认

　　①　《老枫》。

　　②　《死生》。

　　为，存在着对民众的残酷剥夺，共有"七夺"，"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①。这表明，他是为下层民众疾呼的。他对于社会阶层的归纳与抽象，虽有个别不当，但反映出他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认识，已达到一定的深度。

　　他已觉察到民众与统治者在利益上的严重对立，"王取其丝，吏取其纶；王取其纶，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挞；鞭挞不已，至于盗窃；盗窃不已，至于杀害；杀害不已，至于刑戮"②。尽管谭峭还未能有阶级对立的明晰概念，但他如实地揭示出统治者对民众的过度压榨，这种压榨是以政权的暴力职能为后盾的。

　　因此，谭峭对民众的反抗斗争予以理解同情，认为民众的反抗行为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统治者"教民为奸诈，使民为淫邪，化民为悖逆，驱民为盗贼"③。他还说，欺罔行为不是民众喜好干的，"而聚敛者教之"；杀人害命也并非民众愿意，"而鞭挞者训之"④。"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⑤。当时是黄巢兵败被杀不久，五代时仍有一些起义发生，在统治者普遍视农民起义为洪水猛兽，咬牙切齿咒骂不迭时，谭峭公然替造反农民申辩，这是颇具胆识的。《化书》还阐述了谭峭的施政观点，主要有二：均食，重俭。

　　先秦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谭峭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提出"食为五常之本"，均食可治天下的观点，将"食"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的这种观点不是随意提出的，也不是故为惊人之语，而是来自他对惨酷现实的深切感触。唐末和五代，由于战争频繁，赋役苛重，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一些地区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人们已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吃饭问题成为最不可回避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谭峭以异常沉重的笔调写道："有智者悯鸱鸢之击腐鼠，嗟蝼蚁之驾毙虫，谓其为虫，不若为人。殊不知当歉岁则争臭惫之尸，值严围则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为，而人为之，则其为人，不若为虫。"那些不饿肚子的上等人，见到鹞鹰俯冲抓起腐鼠会怜悯，见到蝼蛄、蚂蚁搬运死虫会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