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止观辅行传弘诀》。

　　②　《孝经》。

　　《复性书》的目的是排斥佛教，提倡中庸，但他的性善情恶论，无疑是佛性论的产物。他称："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情不作，性斯充矣。"①就是说，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是因善的本性被邪妄的情所迷惑的缘故，所以主张去情复性，只有"寂然不动"，才能复其本然之性。佛教把"清净"看作人的本性，主张消灭人欲，以恢复清净本性。李翱的性善情邪论亦是如此。

　　道教以其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理论建树较少。儒家以封建宗法为基础，其学经历代沿承、发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所以，儒家受道教的影响较小。儒家重伦理，而对宇宙生成之类向被轻视，但唐代的儒学，融合道教的宇宙论和万物生成论，是儒家吸收道教文化的一个表现。如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等，对宇宙万物的生成，作了一系列论述。

　　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使得三教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相互对峙了。于是产生了一批三教兼修的人。如唐朝太常卿韦渠牟，他初读儒书，博览经史，后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称尘外人，或称遗名子。唐德宗时，他参加三教会讲，口才便捷，贯通三教，很得皇帝的赞赏。又如宰相韦处厚，既服儒教，也习空门，被称为"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禅宗兴起后，一大批仕途不济的儒生遁入空门，作了禅僧。这些人既儒也禅，既出家又不像出家的样，是一批儒释兼修的人物。与此同时，民间也养成了三教兼修之风，在家讲忠孝，习儒；得疾趋道观，习道；有灾奔寺庙，祈佛。这股三教兼习之风，对华夏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

　　①　《李文公集·复性书上》。

　　四、佛教的繁荣与中国化（一）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隆盛阶段。从中国佛教发展史来看，隋唐佛教具有承先启后的特征，南北朝佛教，是为隋唐佛教作准备，宋以后的佛教，可以看作是隋唐佛教的余绪。这种情形，恰巧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兴衰命运相吻合。用唯物史观观之，这种吻合绝非历史的偶遇，而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说明中国佛教的繁荣，始终建立于封建经济的繁荣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①尽管宗教的兴起总是与社会的苦难背景相关联，但宗教的真正繁荣也不可能脱离开强大的物质基础。

　　隋唐佛教的隆盛，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佛教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隋唐时代，佛教管理体制的完善、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佛教经籍的翻译与编录，无不与君王的狂热崇佛具有直接的联系。

　　隋唐两代，君王大多崇佛，甚至佞佛。其中有个别皇帝并非真正信仰佛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佛教的大力扶植和积极利用。

　　据史书记载，隋朝第一个皇帝文帝杨坚出生于尼姑庵中，并由尼姑智仟仙扶养长大，在庵中度过了13　年。《隋书》记云："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①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及《续高僧传》（卷二六）同样有所记载。由于隋文帝少时受佛教环境的熏陶，所以他信佛甚笃，推崇备至。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公元574　年）大肆灭佛，至隋朝，佛教方由衰而盛，这的确有赖于隋文帝崇拜佛法。隋文帝即位之年（公元581　年），即奖挹佛法，普诏天下，按人头出钱出物，营造经像。《龙藏寺碑》记录："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大隋。。上应帝命，下顺民心。。。澍兹法雨，使润道身。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一之果，建取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②隋文帝大兴佛法，主要表现为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大写佛经、广交僧侣、大作佛事等五个方面。仁寿年间，文帝三次下诏，在全国113　个州，共建舍利塔113　座。从隋代开元之初，至仁寿之末，短短23　年，"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①这个数字相对于当时国家只有几千万的人口总数而言，已实属可观了。隋代之前，佛教典籍已汗牛充栋，隋文帝下令甄别真伪，刊定正本，法琳的《辩正论》里详载：

　　①　《马克思致阿·卢格》，《马恩全集》第27　卷，第436　页。

　　①　《隋书》卷一《帝纪·高祖上》。

　　②　《金石萃编》卷三十八。

　　①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②《隋书》也有记载："。。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