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在他任华州刺史时，曾在华县西24　里的地方开敷水渠，又在开元四年（公元716　年）于华县开利俗渠、罗文渠，分别引乔谷水和敷谷水灌田。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在他任同州刺史时，"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luò，今作"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由于他"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当时人称他是"一心穿地"的水利专家（《旧唐书·姜师度传》）。在灵州回乐县（今灵武县西南）"有二渠，一为特进渠，灌田六百余顷，一为薄骨律渠，在县南六十里，灌田一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在丰州九原县（今内蒙五原县）内，"有陵阳渠，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浚之以灌田"，又"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十二年至十九年（公元796-803　年）刺史李景略开渠，灌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夏州朔方县（今陕西横山县西），"贞元七年（公元791　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河东道，农田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太原府的太原、文水，河中府的虞乡、龙门，绛州的曲沃、闻喜，晋州的临汾，泽州的高平都兴修了水利工程。如贞观中，"长史李勋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修建了晋渠。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在文水县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等，"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唐德宗时期，绛州刺史韦武还开凿汾河引水工程，"灌田万三千顷"。这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在河南道，农田水利自古比较发达，唐时除对原已形成的古老灌渠大加整修外，还新修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道的水利工程有24项，其中大部分为唐前期的工程。如灌溉陂渠大者有陕州陕县（今三门峡西）的利人渠，颖州汝阳（今阜阳市）的椒陂塘，及下蔡（今凤台县）的古陂工程等，灌田都在数百顷以上。唐开元中（公元713～741　年），蔡州大修新息县（今河南息县）的玉梁渠，为渠塘结合式工程，可灌田3000　顷。这些水利工程对中原地区农业丰收起了很大作用。安史之乱后，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北方经济，唐也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如宝历元年（公元825　年），河阳节度使崔弘礼"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新唐书·崔弘礼传》）。大和七年（公元833　年），河阳节度使温造"修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涉五县田五千余顷"（《旧唐书·文宗本纪》）。大中年间（公元847～860　年），怀州修武县令杜某在县西北12　里开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新唐书·地理志》）。

　　唐代后期（公元756-907　年），因安史之乱，北方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南方经济相对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以南方为主，而且水利工程的规模和技术成就超过了唐代前期。据新旧唐书记载，南方以塘堰为主的各类水利工程约130　项。其中江南道居首，依次为剑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和岭南道。如以安史之乱为分期，前期工程数不到40％，后期则超过70％。最能反映唐代农田水利工程技术成就的是它山堰水利工程和塘浦圩田灌溉系统。

　　它山堰工程位于今浙江宁波西南25　公里以外的鄞江桥镇西南，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　年）。它是当时■县（今鄞县）县令王元。。主持修建的灌溉工程。它山堰工程建在奉化江的上源鄞江上，鄞江发源于四明山，流域面积382　平方公里，为鄞江平原和宁波市区的主要水源，奉化江下游是入海河道，坡降平缓，稍遇天旱，河水减少，海水咸潮就上溯，使得"民不堪饮，禾不堪灌"，严重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据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元。。深入实际，认真勘察，终于发现了"两山夹流，铃锁两岸"的它山。这里两山相距约150　米，山岩裸露，夹束江流，是建坝的优越地址。该工程由三部分组成，即：大坝、溢流堰、水渠。大坝是主体工程，起着拒咸蓄淡的主要作用，上游淡水被拒后引入南塘河灌渠，从事灌溉和利用，下游涌上的咸水不能入内。为了防止洪水期南塘河水量过大，给灌区带来水灾，又在南塘河下游修了乌金、积渎、行春三座溢流堰，这样涝时可将多余水泄掉，旱时利用湖汐将顶托上来的淡水入河。作为配套工程，又开渠引南塘河水灌溉鄞西平原和引入宁波城，供居民饮用。整个工程，设计非常合理，效益十分突出，技术也很先进。尤其是坝体结构，全部用块石砌筑，是我国建坝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大块石叠砌而成的拦河滚水坝。据魏岘记载："堰脊横阔四十丈，覆以石板，为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级，各三十六。岁久沙淤，其东仅见八九，西侧隐于沙。堰身中空，擎以巨木，开如宇屋，每遇溪涨，则有沙随实其中，俗称护堤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人以杖试中，信然。堰低昂适度，广狭中度，精致牢密，功侔（móu　音谋，相等）鬼神，其与他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