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自贻殒绝，恻隐之心，追以怆恨。生灵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怀，无忘兴寝。且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剪，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朕之所服衣物，并充檀舍。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借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广明弘集》卷二八）

　　显然，在对战亡人表示同情、借以笼络人心的同时，还有几分恐惧心理。可见，李唐统治者之重视宗教，一方面是利用宗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本"、"轮回"、"彼岸"、"涅槃"等观念，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价值，要求人们改变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以脱离人生苦海来麻痹人们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有力的精神上的统治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宣传宗教搜刮民财，并借宗教粉饰太平，填补他们空虚腐朽的生活。

　　欧阳修曾讥讽唐太宗兴建寺院之举是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其实，太宗虽有迷信思想，却并非虔诚的信徒，他不好神仙方术，曾对徒臣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对佛教也一样，大臣肖瑀要出家，太宗则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旧唐书·肖瑀传》）。傅奕上书斥责"佛是胡中桨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乡言，文饰妖幼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连文德皇后都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通鉴·贞观十年》）武则天时，僧人怀义等附会《大云经》，宣扬"唐室衰亡，女主君临"，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所以武则天倡佛也是为了向人们显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那些寺院是典型的御用寺院。

　　武周垮台，中宗复位，又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庆贺被武后篡位的唐朝获得中兴。中兴寺观设立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宗教意义。

　　唐玄宗时曾在各州设立开元寺观，过去在龙光寺举行的国忌日和庆贺皇帝诞辰的仪式改在开元寺进行。不久又诏令在开元寺观安置玄宗真容。显然，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开元寺观实际上不过是举行国家庆典和为皇帝祈祷、扶翼皇权的政治场所。

　　可见唐代政府设立的寺观，大都出于政治需要，即便是那些出于迷信而建的寺院，也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政治因素。或宣扬孝道，或笼络人心，是借以安宁社稷。

　　各种宗教恶性发展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威胁着帝国的财政和正常的统治秩序，也必然影响到有唐一代的文化教育。在各种宗教中，佛教对唐代及以后的古代教育影响最大，最直接。

　　一般地说，佛教仍是当时统治者麻醉和欺骗人民的政治把戏，是实行思想统治的精神武器。但伴随佛教而来的艺术、文学、因明等等，对中国文化都有重大影响。如佛教的建筑、雕刻对中国的建筑、雕刻就有很大影响。又如佛典翻译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俗讲和变文即是由讲佛法而来的；传奇小说在内容、素材和方法各方面也受到佛教故事的影响。再如其擅言形上和心性的贯通的思路，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致思方式。当时中国文化吸取了佛教文化许多新鲜的营养成份，加以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反映在教育上，唐代佛学虽未立为官学，但到处寺院林立，僧徒众多。

　　寺院不仅要对教徒进佛教教育，而且还要译著佛经，宣讲教义，因而有一套教育制度，实际上每一所寺院，都是一所佛教的学校。

　　贞观时的玄奘法师、高宗时的义净法师都曾广收门徒，讲经说法。其他著名禅师进行佛学教育的活动也到处皆是，如怀让禅师的高足子道一禅师，向怀让学习十年，自成一派，在江西各地传道，所谓"四方学者云集座下"，他的弟子竟有一百三十多人。又如怀海禅师是道一禅师的大弟子，从怀海的传记看，当时佛寺里既有学生宿舍，又有讲佛经的"讲堂"，学生在听课时有一定的纪律要求。怀海创立的"丛林义规"，名叫"清规"，实际上等于学习佛学的基本守则，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目的等都有要求，学生一切动静行为都要遵守清规，成为丛林的法典。所谓"清规戒律"就是由此而来。此外还有永明寿禅师所作的百丈山"日用小清规"，也是丛林寺院中进行佛学教育通用的法则。这些清规即是寺院学校的学规。

　　佛教大师在讲经说教中，很注意教学方法。首贤国师撰写的《义门经径易解》，即可以说是"华严经教学法"。从教学方法上来说，禅宗讲经注重领会，不重文字记诵，读经看教必须"归就自己"。慧能曾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问答和讨论是佛徒教学中的重要方法，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作比喻析解经义，例如慧能听二僧争论"风动幡动"的问题时，便争论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种教学方法对后来理学的讲经活动影响很大。佛教寺院的讲经形式，以及译经、注经、抄经和藏经等活动以及佛教大师讲义的记录与整理方法，对后来儒学教学都有很直接的影响，多被世俗教育所仿效。

　　此外，一些佛教寺院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也要进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