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上对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与中夏不殊"，"使如一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在发展社会文教上也同样如此，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融合交流。

　　4。三教并重及其对经学教育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李唐王朝在文教政策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亦提倡佛教和道教。既尊崇儒术，又兼重佛道，以尊孔崇儒为主，以佛道为辅。李唐王朝基于其实际利益与需要，对于佛、道二教，则有时抬此抑彼，有时抬彼抑此，有时甚至毁佛灭道。因而有时儒与佛道之间的斗争颇为激烈。佛教和道教在文教方面的影响始终是很大的。

　　唐代诸帝多数信佛，且大力宣扬佛教。唐高祖于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即大建佛寺，营造经像。当三论宗主吉藏初到京师时，高祖劳问勤勤。吉藏死后东宫以下皆吊赠。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下诏开始译佛经。当著名的法师玄奘从西域归国时，太宗特敕迎接，空城出现，不仅接见，还下令将他带回的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佛经都翻译出来，并为译成的新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为之作《序记》，宣扬佛法。玄奘病重时，高宗"遣御医急赴，未至已卒，为之废朝数日。"同时，高宗还派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义净历三十余国经二十五年，归国时，武则天亲自迎接，并令翻译他带回的经律近四百部，为佛造大像。即便是屡称老子为宗室先祖，道教乃祖宗之教的玄宗，也没有抑制佛教，反重用僧人一行，"数访以抚国安民之要"；还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早晚念佛。宪宗曾命中使林英奇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等等。由于宪宗时期崇佛已达到高潮，所以儒佛的斗争也最尖锐。到武宗时，出现了所谓"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形势。全国有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四万所，可见唐王朝对佛教的扶持。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不得不拆除寺庙几万所，这俗僧尼和收回奴婢几十万人，收回膏腴土田几千万亩。这既反映了当时佛寺中的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争夺土地的矛盾，也说明了佛教的发展，及其势力的影响之大。

　　道教在中国土生土长，因其追崇老子（李耳）为教主，而教主与唐朝皇帝同姓，便于依托附会，神化皇权，麻痹人民，所以道教也备受推崇。唐高祖武德时，即为老子立庙。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下诏叙三教先后，先老，次孔，末释，道教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高宗时，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此后除武则天外，唐代帝王大教推崇道教。即便是武则天，虽因佛教开武周政权之阶，而令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但也不曾排斥道教。中宗复位以后，道教又取得诸教之首的地位。终唐一代，道教一直受到尊崇，几近国教。玄宗托言梦见老子，因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因为尊崇道教，法律上也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等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遣越，请依科罪"，让他们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当时两京和天下州府都置有玄元皇帝庙，信徒颇多。据《唐会要》记载，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多所。道观的建筑极为华丽，浪费了国家很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玄宗还曾亲注《道德经》，令每家收藏《老子》书一本，要人人学习。每年贡举人还要加试《老子》策，并在两京设立崇玄馆，专门研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习成后，每年送到中央政府参加道举科的考试。

　　唐代统治者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其它宗教也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态度。高祖时曾建胡袄祠并置官。太宗时又诏准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据《西京新记》记载，当时长安有景教寺二所，袄教寺四所。唐高宗时，又命于诸州各立景寺。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还准许摩尼教在长安立寺，并赐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至还有婆罗门寺。各种异教寺院的建立，正反映了唐代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收的态度。

　　唐王朝对宗教的容忍和重视，其原因固然很多，如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足以容纳各种宗教活动；文化发达，中外交流频繁，宗教成为一个重要部分。但最根本的还是想利用宗教来欺骗人民，稳定帝国的统治。正如当时僧人法冲所说："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续高僧传·法冲传》）说明唐代统治者扶持宗教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政治意义，即把宗教作为维持国家统治的精神武器。

　　唐代寺观庙堂林立，除前代遗留和信徒自建之外，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建造的。国家造寺庙的原因有迷信的因素，统治者想死后进入"天国"，永享富贵，如唐太宗为母亲太穆皇后追福造的慈德寺、宏福寺；高宗为母亲文德皇后追福造的慈恩寺等即属此类。但主要是借以笼络人心，塑造慈善开明形象，形成宽松的政治环境，如唐太宗诏，在起义以来交兵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各立一寺，就在这种含义。他曾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伐，所向平殄。然黄钺之下，全镞之端，凡所伤殪，难用胜纪。虽复逆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