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麈余话》卷二说："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刻书之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冯赢王（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而最早的说法是王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玉珲《河汾燕闲录》的说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领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板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尽管此说尚有疑义，但隋唐以来，雕刻印刷使用日广，确是无疑的。

　　综之，从晚唐时起，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刻板印书之风日盛，书籍流传速度快，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的恢复和发展。帝王和重臣提供经书、版本并主持经书的印行，更使经学图籍传布天下。如晋高祖因喜好《道德经》即命雕版印行。唐明宗时，国子监四敏校对《九经》，刻板印卖，当时虽逢乱世，但传布甚广，这极大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普及。隋唐之时，雕板印刷术虽已发明，却用之甚少，而且，印刷品多为诗集、韵书、佛像及佛经等书，没有关于印刷儒经的记载。后唐时平定了蜀国，受其雕板印经的启示，儒家经典在国子监中开始刊刻，并与唐代的石经相参照。由此，学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习儒家经典，而不必非要到京师抄写石经，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二、学校教育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古代国立学校教育确立于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时兴时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一）隋初的学制设想和文帝对学校教育的怀疑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由长期纷乱而重新得到统一，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管理的统一帝国，这就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和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在学校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将国子寺从太常寺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权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国子监设置祭酒一人，专门掌管国家教育事业，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长官，而在这之前，教育一直是隶属于其他部门的（如太常寺即属皇室内务部门）。国子祭酒下属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国子监和国子祭酒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的保证。从学校体制来看，隋朝中央官学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书、算、律三学初创于这个时期，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专科学校教育的一个新发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这五学归国子寺领导；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成为部门办学的先导。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纳生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则设有州郡县学。据《隋书·百官志》载，隋代各学不仅设有专职教官和脱产学习的学生如博士、助教、生员等，而且有计划管理，名额也有规定，如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相当可观。

　　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规、制度及基本要求，如中央官学除正常教学外，"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隋书·仪礼志四》卷九）这等于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开学、散学典礼和考试、放假制度。隋初还曾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儒学教官还有负责地方教化的义务。

　　由于隋文帝初年积极振兴教育，所以一度出现了学校教育的昌盛局面。

　　《隋书·儒林传》说，那时"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但为时不久，到了隋文帝晚年，因他信佛太笃，学校教育本身又见效不大、不及时等原因，文帝便对学校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态度也有所变化，所谓"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儒林传》）。官学教育于是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文帝对学校教育的几道诏书上。

　　一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以前的一次诏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时说："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高祖纪下》卷二）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不见成效，于是要求裁减。同年所下另一道诏书表述得更为明白："京邑庠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照明经高第"（同上），其所以如此，乃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的结果。可见当时官学教学的质量之低，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严重不满。所以，文帝于仁寿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