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复性书》）通过格物致知，达到正心诚意，将认识论纳入了道德修养的轨道。

　　上面这些观念都是隋唐新儒学形成的核心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风旨的诞生。

　　（3）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

　　新的学术精神反映在经学上，就是两汉以来的经学方式被打破，新的经学方式逐渐建立起来，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这直接关系到教育内容，教材建设，教育方法的变革。唐初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虽然又使儒学定于一尊，使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家法一招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儒学宗派，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郑学与王学之争等从此失势，诸儒异说全部作废，统一了意识形态，但他所守的仍然是疏不破注的成法，只是采取诸家旧说，编缀成书，照文推演，最为空疏，并没有起到活跃和解放思想的作用。科举考试也完全依据成说，反而束缚了思想，成为一种新的禁锢。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即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这就是所谓首丘归根。也就是还须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想方设法说注文是对的，维护注文的权威性，这就叫做疏不破注。

　　但中唐以后，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藩镇跋扈，皇权威信下降，不少儒者开始对统一标准的陈旧经说表示怀疑，少数人开始冲破束缚，荡弃家法，凭已意说经，开穿凿附会的学风。他们从藩镇割据的现实出发，企图以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于是首先提倡善言名分和大一统的《春秋》学，对《春秋》"三传"提出怀疑。这就是所谓"舍传求经"。

　　最早倡导《春秋》学的儒者是中唐后的啖助。他著《春秋统例》六卷，说《左传》"叙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以为密，足见他重在借《春秋》抒发自己的见解，不重视"左传"据事说经。啖助的弟子赵匡、陆淳续治《春秋》学。陆淳、赵匡等加工啖助的《春秋统例》而著为《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书，不为"三传"旧说所拘，甚而专攻"三传"之失，至一句一字而攻诘之。专凭已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陆淳为巨儒，能知圣人之旨。又有卢仝也穿凿《春秋》。韩愈却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报遗经穷终始"，并推崇卢仝这种治经方法说："先生事业不可量"。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连韩柳都是赞同的（韩愈以孔孟道统传人自励，而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也多用穿凿己意之法）。《五经正义》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正义"。这种独抒已见的经学方法，不但打破了当时经学的理论禁区，也开了宋学风气的先河，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综之，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经典成为正统秩序的法典，儒学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学校学儒经，官吏皆儒生"。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儒学比较衰微，但仍然是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标准。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统一强盛的大帝国的建立，适应政治、经济上高度集中和统一的需要，统治者在文教领域内采取"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切实地促进了当时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教育制度来说，这个时期的学校教育的主体或骨干仍是儒家的经学教育，它占有主导地位。同时还设立了专学道教的学校，即崇玄学。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佛学，但佛教徒的数量并不悬于儒生，而佛教的规章、戒条等对官学和后来的书院等世俗教育也都有很大和很直接的影响。就教育思想来说，这个时期，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复兴时期，又是儒家教育思想与佛老教育思想交融，向宋明理学教育思想过渡的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经学精神和治经方式。所以说，隋唐实行"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对于促进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三）五代的衰落与印刷术的发明五代战乱频仍，思想沉寂，文化教育事业衰落是很自然的事，但雕刻印刷术的发明，却是这一时期很重要的成就。它既是隋唐时期教育得到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在客观上改变和强化了教育传播媒体，对于扩大教育对象、改变教育手段和方法等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关于雕刻印刷发明的时间，至今尚有多种说法。大多数材料认为始于五代后唐平蜀之时，且与冯道有关，如《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脱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六月丁已，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王明清《挥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