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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行为越轨,触犯了刑律,须按法典中的条款治罪。《唐律》规定,生徒殴打师长,则杖四十;若斗殴无品博士,刑罚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殴打九品以上博士,合杖八十;打伤五品博士,则于本品上累加之;如果将受业教官殴打致死,合斩勿论。《唐律》等法典还规定,生徒在学三年,不回家探看父母亲,该校必须以道德训喻,启发诱劝,勉之归觐。否则,依法给予惩罚。
但是,尽管条例严明,中央官学的办学情况并不如人意,学校风气不好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学校纪律十分松懈,教学秩序极不正常。生员当中,赌博猜拳即所谓"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者有之;无故旷课即所谓"服勤多阙,仰止徒虚"(《文苑英华·判八·惰教》)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谓"争论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文苑英华·判九·教授文书》)者有之。更有甚者,"悖慢师长,强暴斗打"(《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学生竟然打老师。对此,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有逼真的记录: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值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猝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也。遂退讬乡间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书》)
中央官学已经混乱到了人们过其门而"不敢跼顾",见其徒而"何能仰视",闻其事而"恟骇怛悸"的地步,唐政府自然要进行整顿。可是,不整顿还罢,一整顿更加酿成事端。如开元年间,"学徒渐弛"纪律很差,国子祭酒阳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策",采用严格考试加轻微体罚的办法予以整顿。结果,"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一群学生在一天夜晚将阳峤打死在街道上。学生打死校长,实在骇人听闻。最后,玄宗下令"杖杀无理者",风波"始息"(《旧唐书·良吏传下·阳峤传》)。然而,每当朝廷搜捕"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的学生时,学生们往往又"咸闻惊惧,莫敢保安"了。在一片混乱状况中,生员势必学业荒疏,"艺业不劝","文章帖义不及格限"者比比皆是,而"特殊于众人者无几"(《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培养出来的有用人才不多。诗人韦应物诗云"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姚宽《西溪丛话》),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当中,像韦应物这样上过太学的,真是寥若晨星。元和元年国子祭酒冯伉在其严肃学规的奏书中提出:"有具艺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愽,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于一比,并请解退。。。访问以来多改名却入,起今以后,如有此类,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册府元龟·学校部》卷六○四)这个奏书虽然目的是要求整饬学风,它也反映了当时官学教育已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2)弘文馆、崇文馆和广文馆弘文馆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公元626 年)改为"弘文馆"。设学士,"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中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于殿侧置一弘文馆,选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欧阳询、蔡允恭、叶德言等人,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文义,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罢。褚遂良受命检校馆务,号为主馆主。当时弘文馆还仅为一研究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尚未成为作育人才之所。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弘文馆的名称及学官设置亦几经变化。神龙元年曰昭文馆,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公元706 年)曰修文馆。景龙二年(公元708 年)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景云中(公元711 年间),减其员数,复称昭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又曰弘文馆,置校书郎,又有校理、雠校错误等官。长庆三年(公元823 年),与详正学、讲经博士皆罢,颛以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未登朝为直馆。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弘文馆仍一直是专门收藏、校雠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但它的学额一直很少,玄宗开元七年仅置学生三十八人。此后,该馆逐渐从一个皇家高级图书馆转变为高级学馆和国家政治研究院,在研究和整理古籍方面成绩突出,即有"学士掌详正图籍",又有"校书郎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分工十分细密,"四部书"分类法即由该馆首创。入学资格限于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儿子。属贵胄学校。学科与国子学等相同,但不少学生养尊处优,故程度较低,《唐六典》上有"试取粗通经义"之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在东宫置崇贤馆。设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