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集京师"（《唐大诏令集·崇儒》）。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韩昌黎集·处州孔子庙碑》）。不仅"边州素无学校"（《旧唐书·良吏传二·韦机传》），甚至在"邹、鲁儒者之乡"的兖州也处于"垂五十年""不知礼数"的境地，未曾"立学讲经"（《旧唐书·曹华传》）。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衰敝之时长，兴盛之日极短。

　　唐代地方官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此类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即有不少记载。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都尤多，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敦劝生徒"；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兴建"学舍"；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劝励生徒"；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后在苏州"大起学校"；代宗时，罗珦在庐州、王纲在昆山、李椅在福建"修学宫"；德宗时，常兖在福建、郑余庆在兴远府"创兴庐"；元和中，韩愈在潮州、曹华在兖州"立学讲经"；杜悰在许州"作学舍"。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学废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观。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王纲负责下的昆山，"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李椅管辖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户有邹鲁"，"生徒祁祁"，"儒风济济"，"海淀荣之，以不学为耻"；杜悰主持下的许州，"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父诲其子，史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可是，这些现象犹如戈壁中的几片绿洲，苍海里的几座孤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唯其难得，人们才"称詠不已"，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古语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天大老爷，州县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后生无所从学"的旧貌便马上再现，如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闽中无儒家流"的状况，可是，当常兖建中初（公元780　年）赴福建任职时，又是"闽人未知学"了。其间相隔不过八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短时间地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不能持之以恒。另一方面，唐代地方官学主要也只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讲读以时"，而且要"如法以祠"。孔庙是顶礼膜拜"圣人"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因此，统治者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苦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礼为主，如"夔"（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而"于学无补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郡邑皆有孔子庙"（《韩昌黎·处州孔子庙碑记》），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种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记，教养废地，而文庙独存。"为什么会出现"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长史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如葺文庙，俾不废夫了之祠。"（《文献通教·学校考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也是以行礼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习吉凶礼、公私礼"，而且要到"有事处"去"示礼仪"（《唐会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的常州，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曹华做观察使的衮州，"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韩愈任刺史的潮州，师"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行乡饮酒之礼"，"闻鹿鸣之歌"。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

　　州县学的生徒同中央六学生徒一样，经毕业考试合格的，可以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也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学校》则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便称当地州学为乡学。唐代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置促进了乡里学校的设立，对唐代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唐代统治者相当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乡里学校。建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诏，令州县及乡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