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学校。从此，乡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置。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正月，政府再度下敕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学校》）天宝三载（公元744　年），令百姓读《孝经》，又下令："每乡之内，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促使各地乡里学校普遍设置。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或执政。《新唐书·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十八岁尚不能识字，因为是富家子弟，故"尚气决，戈傅自如。它曰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王栖曜天宝中曾"游乡学"（《旧唐书·王栖曜传》）。苗晋卿请归乡里后，"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旧唐书·苗晋卿传》）。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闾家塾"。白居易也说自己曾当过"乡校竖儒"（《旧唐书·白居易传》）。著名宰相权德舆幼时也"从师于乡塾"（《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郑录东游录》），而皮日休则说自己曾在乡校学过诗文。

　　唐人笔记小说也反映出里学与村学的存在事实。如薛用弱《集异记》补编《蒋琛》载，"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乡里"，每至秋冬时节，于湖中捕鱼以给食。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程骧》篇，说程骧破产之后，生活贫苦，在里中借债度日，并做一些挑柴、担水、洒扫之类的杂事，同时，"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常送些粮食布帛给他供养母亲。后程骧渐通《五经》、历代史、诸子杂家，不少人拜他为师。此处所说的"里先生"即里学中的教师。《因话录》卷六《羽部》载，宰相窦易直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以上诸例虽出自笔记材料和传奇小说，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唐代里学和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

　　唐代的大量判文虽多为应铨选考时虚拟构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文苑英华》卷五○九《师学门》中保存的一些判文，为我们了解唐代乡村学校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兹举数例如下。《坐于左塾判》说："国学宏建，东序西序，乡校大起，右塾左塾。闻《诗》以言，执《礼》而动，遵夫子之善诱，仰先师之至德。里肯莫从，乡人是类。。。"《为其归师扫判》师说："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掘窖试之判》说："家塾党庠，著以训人之道；儒生辩士，分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