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详密的规范。据《新唐书·刑法志序》："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新唐书·刑法志》）据《唐六典》卷六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与令的关系是：律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令是诏令中选取长久可行者著为定令。格和式的关系是：格主要是禁人违反的条例，式是要人遵守的章程。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四年（公元653　年）颁布《新律疏》三十卷。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宋、元、明、清法律的楷模。令、格、式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近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楼出现的敦煌文书，保存了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颂格、唐开元水部式等，虽然都有残缺，但使我们看到了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它们提供了作为律学教材的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多方面的文献。

　　书学的教材，《大唐六典》及唐代其它一些典籍规定甚为详明：《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记载，唐代文字学教科书，除《说文》、《字林》和《石经三体书》外，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大圣天后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李唐皇室因老子姓李而攀比附骥，故尊崇道教。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设立道教学校，中央道学称为崇玄学，地方道学则称为通道学，其教材皆为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文子》和《列子》（《册府元龟·贡举部·考试》）。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五月，中书门下省奏请改《庄子》为《南华经》，《文子》为《通元（玄）经》，《列子》为《冲虚经》，同时，又准二月制，以《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但是，《洞灵真经》世间少本，即使是道士也很少有习者，故不久即暂停（《唐会要·崇元馆》）。

　　实科教育首起于隋，大兴于唐。医学、算学作为实科教育的中坚而并入国家教育体系（后详）。

　　（3）蒙学教材唐代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急就章》（史猷撰）、《文选》（梁昭明太子撰）、《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兔园册府》卅卷（杜嗣先撰）、《文场秀》（孟宪子撰），以及《蒙求》、《武王家训》、《太公家训》、《弁才家教》和《秦妇吟》、《王梵志诗集》等。这些教材之为唐代儿童教科书，已由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作出证实。

　　《急就章》作为传统的蒙学教材，得到颜师古的注释订正。颜师古在《急就章注》的自序中叙述了当时《急就章》的讲授情况。他说："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缺而不备，多者妄有增益，人有己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既无良师，祗增僻谬。若夫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逐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谢启昆：《小学考》）这是说当时的《急就章》，由于种种原因，错误很多，穷孩子读它，以讹传讹，富贵人家的子弟认为它"鄙俚"，不去问津。于是使这本蒙学教材"废而弗明"。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曾想订正注释，未及成而死。颜师古根据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章，详加审核，凡三十二章。又感到崔浩、刘芳所注不能使人满意，于是"据经籍遗文，先达旧旨"为之解训。颜师古对于《急就章》的订正是有功的。

　　李白五岁发蒙，他说："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

　　《六甲》即六十甲子，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蒙求》为唐李瀚撰，有人认为是后晋翰林学士李翰，故有五代成书说。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中记宋太平兴国初有右拾遗李翰，故亦有宋初成书说。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认为，从《蒙求》之首的唐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中，可以确定李翰为盛唐到中唐初期人，官任信州司马仓曹参军。由此可知，《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称该书"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该书的例句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现存本共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太公家教》（唐李习之文集）说："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谓该书极浅陋鄙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