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创的时代，所以难免有种种不足。或者身上留有旧时代的影子，或者作品中留有旧文学的痕迹。因此，许多论者便在他们身上看到许多毛病，给予过于苛求的批评。当然和盛唐以后的文学大家比，他们毕竟还是"小巫"。虽然六朝文士写不出《滕王阁序》、《讨武曌檄》，唐初四杰也写不出《送孟东野序》和《祭十二郎文》，写不出《永州八记》和《封建论》。虽然他们能写出许多超越前贤的诗章，毕竟写不出老杜的七律和白居易的《长恨歌》。但这不能成为苛求前人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代新人，是一代创世纪的新人。因为他们是时代的先驱者，其自身难免并不成熟，往往因此而受到别人更多的责难。然而，他们属于未来的时代，而不属于已成古董的先人。

　　就初唐四杰的内部关系而言，也是矛盾重重。虽然未必相互攻击，但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座次问题。同为一代文坛豪杰，豪杰与豪杰比，别人看着他们比，或者干脆代替他们比，都要给他们排排座次。新、旧唐书就看法有别。或说骆、卢、王、杨；或说杨、王、卢、骆。他们自己也有看法，但看当时的一般排法，似乎还是以王、杨、卢、骆的顺序比较流行，所以杨炯才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但卢照邻与他看法不同。卢说："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态度谦虚多了。但对座次不能不想。现在又有新的说法，认为王、杨、卢、骆的排列，与他们的水平无关，而是汉语发音习惯问题。王、杨、卢都是平声，而且一个比一个发音时的口形要小，骆是仄声，只好居后。可谓别出心裁，另是一论。我的看法，王、杨、卢、骆的排法，大约是一种约定俗成，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审美时尚，细论诗文，或有高下，但大致处在同一个档次上。四位都是一时人杰，并无大的优劣之别，还是杜甫的几句诗说得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体。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从大处着眼，看到初唐四杰的历史作用，写出这样评价，才是不刊之论。

　　（三）沈宋体的诗歌创作与宫廷诗人时代的结束初唐诗歌或者说初唐文学的兴起，有两股力量。一股起于社会，一股起于宫廷。宫廷力量，先有太宗时代的宫廷文人群，后有武则天时代的宫廷文人群。初唐时期，两股力量并存，时有起伏，总的来看，宫廷诗人的力量更大些。这大约也是一个文明时代兴起的时候，难于避免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宫廷文学的价值总是低些，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宫廷诗人可以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可以享受种种方便，可以产生很大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学人士毕竟超不出"平庸"二字的束缚。他们的诗文，也不过是些平庸之作。但这派诗人也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他们的诗作，虽然常常格调不高，但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和极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创作技术上往往也能做到精益求精。这在大时代的大作家看来，无非是些雕虫小技，不足一道。但从唐诗发展的总体效应理解，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初唐宫廷诗人都有这个特点，而武则天时代的宫廷诗人，这个特点尤其鲜明。其代表人物首推宋之问、沈佺期，与他们相互呼应的还有"文学四友"，特别是杜审言。

　　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最终完成了绝、律两种诗歌体裁的创立。或者说他们是绝句与律诗两种唐代最重要诗体的完成者，虽然使这两种诗体大放光彩的还另须他人。

　　本书反复强调绝、律的完成，非一时一事之功，它大约经历了五百年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两类诗体最终需要一种严格的表现形式，而确立这种形式，有多少探索者为之付出过艰巨劳动，而作为一锤定音者，却是两位并不十分出色的诗人。

　　单以初唐而言，为律诗与绝句定型作出贡献的人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些音律与习俗的研究者和尝试这种形式的实践者，更是功不可没。论前者，就有上官仪、元兢、崔融、皎然以及已不属于初唐的王昌龄等。罗根泽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此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本节限于篇幅和体系，不再一一详解。仅将罗根泽先生一书的有关题目转述如下，以使读者观其大概。罗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相关章节的内容是：第一章　诗的对偶及作法一、对偶说的兴起；二、对偶及其他格律说的史料；三、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四、上官仪的六种对及八种对；五、元兢的六种对；六、崔融的三种对；七、皎然的八种对；八、总不对与首尾不对。

　　第二章　诗的对偶及其作法一、元兢的调声三术；二、佚名的调声数；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四、李峤详诗格；五、王昌龄诗格一--十七势；六、王昌龄诗格二--格律论；七、王昌龄诗格三--今本诗格及诗中密旨；八、皎然诗改；九、皎然诗式；十、佚名的诗文作法。

　　罗根泽说："对偶说的历史，盖源于唐初，而成于元兢崔融。元崔之前，普通的对偶，已泰半次第完成，至他俩又创立许多较新奇的对偶，由是对偶说遂至登峰造极的地位。以故同时而稍后的沈佺期、宋之问，便能以完成\'研练精切，稳顺声势\'（白居易与元九书）的律诗"。①罗公之言，差强人意。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9　页。

　　沈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