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约公元678-约830　年），字文昌，祖居苏州，后迁至和州（今安徽和县）。贞元十四年进士，作过水部员外郎等官，终于国子司业。

　　张籍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和韩愈交厚，也和孟郊、贾岛、王建、于鹄、朱庆馀等友善。他性格刚正，为人仗义，朝野之士莫不与之相闻。史书上说他们这些诗人，都是离家千里之外，游宦四方的人，身边别无长物，骑的马也很瘦，随行的童子也面有饥色，本人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大家碰在一起，怎能不殷勤相问，何况说又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呢！①张籍的诗歌，没有樊宗师、孟郊、贾岛一些人的奇险冷异，而是主张风雅，讲究意境。他的诗作中以乐府歌行水平最高。他的这些乐府诗注意接触社会生活，同情人民疾苦，大胆暴露当权者的种种丑恶。他善于使用旧乐府，又喜欢创作新乐府，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白居易创造新乐府诗的积极支持者。他的诗虽不如白诗内容翔实，影响深远，确也有自己的独到贡献。白居易对他的诗作也非常赏识，曾专门题诗予以很高评价。

　　张籍的诗风近乎白居易但比白居易来得简爽凝练。一般不直接表明作者的见解，更喜欢用诗中人代言心中事。或者因为他生活阅历比较丰富，他的诗中人的意见，不过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社会生活的诗化罢了。他的《野老词》、《董逃行》、《筑城词》、《征妇怨》均为暴露人民疾苦的名作，虽然其激动人心的气势与力量不如杜甫，但其用心却与杜诗相似。韩孟诗派多为才子，韩愈本人就是大文人大才子，他们的诗作不甚考虑下层人民生活，韩孟诗派的特点也不在这里。但韩孟诗派中确有注视社会生活的人在，张籍就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比如他的《征妇怨》，写得情诚意切，哀婉感人："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迁大府寺丞、秘书丞等官。后任陕州司马。史书不记年庚。但张籍的《逢王建有赠》一诗中说"年状皆齐初有髭，鹊山漳水每相随"，大约与张籍同年。

　　王建能诗亦能词，是中唐一位才子。他是韩孟诗派圈中人与张籍交谊最厚的一位，同时也和白居易交好，如同张籍一样。王建最出名的诗歌是他的百首《宫词》，因为《宫词》作得十分逼真，还险些引发一场风波。但他的诗歌成就不仅宫词而已，他的乐府也很有水平。他写乐府诗，颇不失古意，又能赋与新意，既能体现古乐府清远雅丽的风格，又不乏自己的创造，让其为我所用，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他的诗风最似张籍，他比张籍或许更有才气。二人诗风相近，诗艺有别。他的许多诗作都能抓住细节，搔到痒处，令人一见便产生强烈共鸣，觉得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似乎不这样就不算生活。

　　①　见《唐才子传》第241　页。

　　他的名篇《新嫁娘词》特别能体现这种特色。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他写《望夫石》，虽是古旧题村，为前人千百遍吟咏过的，他独能另辟路径，又添新意："望夫石，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王建所作《宫词》一百首，极写宫中世象，几乎无所不至。内容不免单薄，意象殊多想象。这好像近时青年作家专写古来事迹，也能写得头头是道。他的这种诗风，近则影响元、白，远则直达五代。王建宫词可视作五代词的先声。其中第59　首，写宫中嫔妃心态，婉如亲见："御池水色春来好，处处分流白玉渠。

　　密奏君王知入用，唤人相伴洗裙裾。"

　　韩、孟、张、王诗友极多，诗作更多，如卢仝、姚合、雍陶、陈羽、张碧、朱庆馀、张子羽等，但选凤头豹尾，恕不一一记述。

　　（四）白居易与元和体旧时研究唐代诗风变化，有陈、杜、韩、白诗风四变之说。认为陈子昂改变六朝诗风。为第一变；杜甫经安史之乱，反映社会离乱态为第二变；韩愈提倡道统，写硬派诗歌为第三变；白居易首倡创作新乐府，主导元和体为第四变。其实，韩愈对诗歌的贡献没有这么大，他的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古文运动方面，因为古文运动顺应历史潮流，主张"文以载道"。他本人又是一位极有天才的人物，对中唐诗歌自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论实际成就，他并非白居易敌手。白居易实为唐代超级诗人，虽不能比肩于李白，杜甫，尽可以比之于王维。唐代诗人，应以李、杜、王、白居其首席。或以诗艺而言，还应加上李商隐。李、杜、王、白、李，可算唐诗五大家。

　　白居易对中唐政治文化的走向，不如韩愈认识明确，但他反映现实生活的本领，远比韩愈为大。由此可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人物会是永远正确的。更多的情况下，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或兴盛一时，或影响久远；或二者相兼，或一花独秀。韩、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没落的开端。虽然百足之虫，虽死未僵，但已风雨飘摇，内外交困。韩愈的药方是重振道统，辟佛尊儒；白居易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