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常态，不再如同母亲一般温柔，而是一条肆虐的猛兽。自从建隆元年第一次开始。黄河决口便成为家常便饭。

从开始的数年一决，到后来的一年数决，三年两决口成为当时的民谚。黄河不断决口，给宋朝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至于某一年黄河难得平静，史官便会忙不迭地再史册上留下“是年河宁”的庆幸之语。由此可见。黄河水患对北宋的危害到了何种地步。

每一次黄河水患，淹没农田房屋无数，无数的百姓因此而流离失所，困顿不堪。朝廷因此减少的税收自不必说，还要拿出无数的钱粮来赈灾，治理黄河。因此而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某种程度上，北宋积贫积弱未尝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黄河几乎将北宋拖累的半死。尤其是北宋都城汴京又在黄河岸边，黄河水患直接威胁到了社稷安危，成为北宋最严重的灾害。

可是北宋君臣们在治理黄河的事情似乎并不是很用心，往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并未考虑过根治。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消极怠工，使得本就严重的黄河水患再次积累爆发，从而导致了更为恐怖的事情——改道！

水患破坏最大的便是决口和改道，如果只是决口，只要堵上了便不要紧，可是改道……一条安然流淌的河流突然改道其他方向，这影响的事情着实太多。对新旧河道沿岸，整个国家而言都是灾难！

北宋时期，尤其是仁宗年间，黄河就像是顽皮的孩子，改道更是家常便饭一般。

仁宗景佑元年，京东路黄河横陇段决口，决堤而出的洪水席卷了无数的人畜、庄稼，房屋，直接冲过了大名府地界，再折向北流。尽管宋朝廷全力抢修堤坝，可仍然无济于事，根本就是徒劳无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束手无策之下只好任其改道。

这是一个悲惨的开始，从此之后，水患频发。黄河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再也不得安宁……

这还不算什么，此后的仁宗庆历八年六月六，一个听起来无比吉利的日子。黄河又在澶州府商胡决堤，决口宽近一里，大浪排空，水波滔天，滚滚黄水直接漫向河北之地。

经过这两次的决口之后，黄河彻底改道了，河水改向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横贯河北平原，汇入御河，再经界河入海。

正是因此，导致富饶的河北之地完全被黄河水患祸害了。富饶的良田不见了，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整个河北之地就快要成为赤地千里的修罗地狱，大宋王朝因此付出的代价是何其惨痛不言而喻。

再者，前文有提到。因为失去了燕山屏障，宋军在河北的宋辽边界上只能依靠塘泊沟河来防御。当满含泥沙的黄河水北上而来的时候，宋军辛苦挖掘的塘泊逐渐被淤塞，失去了国防作用。这可是关系到北宋国防，生死存亡的大事。

黄河水患已经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存亡根基了！

到了这份上，治理黄河就必须要摆上议事日程。北宋朝廷也并非全无办法，在治河问题上他们也想了不少办法，并且付诸实施。

可是一个问题出现，治河并非是一个纯粹的问题。朝堂无小事，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同心协力。就治河而言，因为不同的方案涉及到了不同人的利益，所以各位臣子争执不休，一直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治河方案来。

当各位大臣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喋喋不休，歇斯底里，各不服气的争吵四年之后，他们终于发现，治理黄河的最好时机被这样浪费了。在这四年之中，黄河难得的安稳，可以说是治河的黄金时期。

可是因为各种方案的争吵，迟迟未能动工，直到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所有人才醒悟过来，只可惜为时已晚。经过五个月的努力之后，决口处被合拢了，但是却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但前去视察的官员回报说，水道内淤泥堆积越来越厚，水面随时都有漫过堤坝，再次崩溃的危险。这一次仁宗皇帝再也坐不住了，他当真有些冤枉。北宋为过去千年的黄河流域生态破坏买单了，而他却要为之前几代君王的治河失误而买单。

皇帝亲自督促之后，效率自然不一般，很快就有了治河方案。宰相富弼与文彦博亲自主持，从各种方案之中遴选许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向仁宗皇帝推荐了河渠司勾当公事李仲昌提出的“河入六塔’方案。

李仲昌提议自商胡决口下开凿六塔渠，引黄河东注横陇故道。可以使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容易堵塞决口处。一但成功，便可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如此主河道便可安然度过洪峰，不再出现决口水患。

方案一经提出，得到了仁宗皇帝的同意。前宰相、判大名府的贾昌朝提出的‘回复旧道法’则被放弃。

于是乎，北宋王朝积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向六塔河集结，解决黄河水患。当时的名臣欧阳修得知消息之后，立即上书反对，可是最终石沉大海，河入六塔的方法依旧被实施。

六塔河被挖掘疏通了，商胡口的黄河决口也被堵上了。黄河似乎按照着相公们的期望分洪流淌，安然入海。

可惜他们忽略了一点，黄河水势滔滔，岂是一个六塔河所能容纳的？虽有黄河横陇故道在，可是因为淤积，河床已经越来越高，整修不彻底的情况下，行洪效果很差，水流速度势必会大大减缓，六塔河的压力无疑会大大增加。可惜六塔河作为一条内陆小河流，根本没有这样的容量和分洪能力，结果可想而知。

很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就在商胡决口合拢的当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