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的一切，这里又算得什么呢？法国人不把它封闭，却对外国客人开放，无非作为历史教训，免得悲剧重演。巴士底狱没有给保留下来，只是由于民愤太大，革命群众当场捣毁了它。我们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却有人反复地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为什么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健忘”的亏？

走出古堡，我重新见到阳光，一阵潮湿的海风使我感到呼吸自由。开船的时刻还没有到，我坐在一块大石上，法国友人给我拍了照。在这块大石的一侧有人写了“祖国万岁！”几个红色的法国字。望着蓝蓝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国。

马赛的法国朋友对我们亲切、热情。小儒先生从尼斯开汽车赶回来同他父亲一起到火车站迎接我们，还有当地法中友协的瑞罗先生和加士东夫人。他们为我们在一所现代化的旅馆里预订了房间。我们在马赛过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睡得特别好。的确是现代化的旅馆，我们住进以后，还得研究怎样开关房门。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规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门外，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没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机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饭厅里才看得见服务员。我们是在同机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机场跟好客的法国主人告了别，走上了飞机，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不搞人的思想现代化只搞物质现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恼。但是飞机到达里昂了。

7月6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意即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20 里昂[1]

现在继续谈友谊。

里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那里带走的是另一种回忆。

我第一次来到里昂。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七点半到达里昂（机场）。来接的人不少，还献了花。某夫人带着她两个女儿开车把我送到沙瓦旅馆。”某夫人是当地友协的一位成员，她的两个“女儿”中一个叫克勒尔，另一个叫杜伟凤，是来了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寄宿在夫人的家里，夫人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叫她做“女儿”。杜伟凤不过十八九岁，同夫人母女相处得很好。某夫人送我们到旅馆，同我们照了相，又把我们接到一家中国菜馆万福楼去。我原以为只是“共进晚餐”，没有想到饭店楼上三张长桌都坐满了人，大约四十位左右。

我们好像在这里过节日，谈笑、祝酒，毫无拘束，仿佛旧友重逢，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话！一直谈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结束。还有少数人来得较晚，但也在这里待了两个多小时。还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馆，我因为这个欢乐的聚会一再向她致谢。她带着两个“女儿”走了。第二天我没有再见到她们。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飞巴黎的客机。我多么想再见她们一面，小姑娘似的杜伟凤和她的法国“母亲”在一起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好的象征么？

在里昂我们待了不到一天。我们参观了中法大学的旧址，参观了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参观了古罗马剧场的废墟；我们看了丝织博物馆，看了过去丝织工人居住的地区，了解了过去丝织工人的斗争；我们游览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参观了现代化的图书馆。短短的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从古罗马跑到本世纪后半叶五光十色的喷泉。每时每刻我们都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现代化的建筑和设备，壮丽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动使我眼花缭乱。但是牵系住我的心还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两份报刊的记者来采访，那是两位年轻姑娘，我没有机会读到她们的报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觉得我是在同两个谦虚的学生亲切交谈。我的确应当感谢许多见过面和不相识的朋友的友好的语言和善意的鼓励。就是对偶尔在报刊上出现的挖苦和不实之词，我也把它们当作对我的“鞭策”。譬如有人讽刺我写了那些关于“战斗友谊”的报告文学，有人责怪我解放后没有发表长篇小说。我也曾反复思考，心平气和地作过解释。没有写长篇小说，只是因为我想丢开那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使不熟悉的变为熟悉，因此我常常写不出作品，只好在别的事情上消磨光阴。这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十分艰巨。我自己应当负全部责任。

至于友谊，我不会为过去那些散文感到遗憾。固然我在这方面走过不少弯路，有时候把白脸看成红脸，把梦想写成现实。即使一些文章给时间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谊永远不会褪色。我开始写作时有一个愿望就是追求友谊。我第一次到法国，有一个愿望也是追求友谊。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停止对友谊的追求。我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里都讲过类似的话：五十二年前我在这里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写完了我的第一部小说，今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寻找我的脚迹，只是为了向法国朋友们表示谢意。

这一次我的确“满载而归”。在万福楼我举杯祝酒，我说：“我们在这里过友谊节。”吃中饭的时候，法国朋友和我们又在一所法国大饭店相聚，人数不到前一个晚上的三分之一，我们吃着当地的名菜，谈着美丽的前景，谈笑更自然、更亲切。友谊一直是我们谈话的主题。一位女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