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歌功颂德”，而且“本公民”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荒谬的——就这样，他还以“清除专制”为己任！看来，我的“夹着尾巴做人”肯定不是公民意识，要竖起来才能算“不是老百姓而是本公民”了。但我无论如何夹尾巴，也还到不了这地步。我要写什么、怎样写，须得先请示一下《皇帝与流氓》出版者和里面一群文化三道头们。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统绪之完整，世界仅见，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记得在“文革”中有段时间，一批人以儒法斗争为主线，以农民起义为主体，想另搞一个“史”。结果讲来讲去，毕竟还是得说“东西汉两晋隋唐宋元明”——国家的主体就是皇权，皇权的核心就是皇帝，这谁都没办法。我们现在想当公民，当然念头极好，但这个不是喊口号游行一下就可解决了的。我们须得老实一点面对这个历史，去研究它、分析它，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又将以怎样的形态消亡，是有规律可循、有章法可遵的，不是骂一声“妈的”就办的事。两千年的历史中，集权主义是主导，它也有个从积极进步到落后反动的过程。内中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事物，很多值得尊仰的人物。皇帝都是流氓这个看法我不赞同。倘有人指太白文艺出版社这本书的编辑以“本公民”指手画脚，是恶霸，我亦不赞同，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心思，就算他是皇帝——比如说刘邦，是有点流氓气的——他进咸阳约法三章，安抚老百姓。“不是流氓”的项羽反而做不到。他的《大风歌》无论从意境到文字，在这本《皇帝与流氓》的一群作家里，没一个做得来。只要有利于当时的国计民生，推动发展当时的生产劳动，不管是皇帝，是百姓，或是公民，我看都应给他适当的肯定。

自鸣不得意处

《乾隆皇帝》最后一卷写到刘墉下朝归府，寒夜与卖烧饼老汉闲话，算是收束，我也松弛了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听说有的作家一部稿子杀青，是身在椅中一仰，大笑掷笔；有的狂喜不能自禁，奔走友朋之间作彻夜畅谈；有的是一身轻松蒙头大睡，然后寄情山水悠游关河……我呢？我也不乏一阵轻松，也会像母亲爱抚襁褓中的婴儿一般，谛视一阵那叠摞得高高的稿本，或者像锄地到了尽头的老农，擦一把汗，拄锄回目看那一大片青纱帐。但是，但是……这一点轻松，或者说“得意”，一旦著书的劳乏稍微恢复，当认真审视这部五百万字的康熙、雍正、乾隆“落霞”系列小说，凝视这我所作俑、我所珍惜的“宏篇巨制”之时，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破相”。

承认自己的无能、错误、失漏是痛苦的，看到自己创造的工程的先天后天缺憾，是令人汗颜的。但既然已成事实，我想如果回避、讳言，更甚者文过饰非，那更丢人，更证明了我不但不断地犯错误，而且没有勇气面对错误，在自己的失误面前表现得像个懦夫。

还是老实一点吧。

一、这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

我所指的，不是它的史实的引申和典章制度的运用方面。因为它是小说而不是学术著作，我不很在意这一点。我指的主要是人物、情节、故事间架结构。事件因果的前后舛错，同一人物事件、性格的不合理变化，还有用典的错误，诸如此类何止“百出”？恐怕“千出”也是有的。比如说，《康熙大帝》第二卷中欲用孔尚任的《桃花扇》，鬼使神差地错用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句子；比如说汉员见皇帝不用“奴才”自称，而用“臣”；还有对清时政府用“衙门”而不用“府”，时而也有信笔胡用“提督府”甚至“巡抚府”这样的胡说八道。至于人物齿序年龄前后错乱，一会儿是“×爷”，写来写去又变成了“××爷”；也有这部书中说某人已经故去，另一部说同一事件中某人又活着，这样的笑话凭读者谈起，我是赧颜无以相对。

在一所大学讲学，有同学问我：“成就了事业，有没有遗憾？”我笑答：何止是“有”或“没有”的问题，简直我就是遗憾堆起来的！我觉得这话也适用于我的这部“落霞”系列小说。

从书的整体风格看，《康熙》的第一、二卷里有浓重的通俗武侠味道，第四卷及《雍正》又嫌故事情节累积过于密集，有专家已经指出“二月河过于热衷讲故事”。待到《乾隆》，我的写作经验是较前丰富了，也“知温柔”了，注重了文化含量，但也有不少读者看到，文笔变得有些拖沓、琐碎，“唯恐不为人所解读”，我听说穆青先生有评，说“他（二月河）写得累了”。就《乾隆》第五卷，原来暂定名《月昏五鼓》——也就是“又黑又冷”的意味，被盗版的梁上君子来回折腾，就不好再用，而且整部有七十余万字的容量，是两部书的规格了，就变成了五、六卷现在这个样子，它的前后情节是连贯相通的——这就和前面的“系列”有所不同，显出某种不协调。读完我的书的读者如果有用心，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仅就第六卷《秋声紫苑》而言，在写到最后几章时，突发中风，一则恐惧“天亡我”，二则惮于出版家与读者，三则畏于盗版继续肆虐，扶病写了出来，就勉强鸣金了。

作力不逮不是理由，身体欠佳也不是理由，作家是没有理由的，只有歉意。十五年来，我是辛勤写作的，弄文字一共有五百多万字吧。读者很难切实理解其中甘苦——写得来兴时，真有点“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