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便被吸引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来渐渐地步人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没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督山伯爵》，今天读《皮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选》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没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没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断情节，著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来，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没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狠”。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孟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功夫“求其甚解”。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来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山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

心离“大家”远

新年伊始，一家电视台来我家照影子。几位小姐进门，见我正在洗碗，不禁惊呼：“您是‘大家’，还干这个？！”我留他们在我家泡了一天，什么影子都照，什么声音都录。临去时电视台主任说：“我们的采访意图都被你打乱了。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二月河！”我笑着作答：“每一个洋葱都有许多层儿呢！”

乍一听“大家”二字，蛮带劲：不但是“家”，而且“大”！这不是少年时孜孜以喜梦寐以求的吗？这不单意味着鲜花和掌声，不单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和窃窃私语，还代表了一种自我完善的满足和这个社会对你成就的确认。“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中的“过”字，就指着人的“生存间”。那是一种肯定：这辈子活得值，毕竟可喜。

然而反思后味不佳，我喜不起来。

首先自审：我不是大家。这里没有矫情和凿言眼的意思。我已经有了三百多万言的著作，在海外也有点影响。说好说歹那是读者的事，另当别论，我的意思说它们不过是小说，而且是历史小说。君子三立，似乎可说是立言了？但“立言”二字其实与小说关系不大。即使是最好的小说，也只是提出一些社会问题，表现作者本身的感情思维，等于是把一个不定方程，或者一个开不尽的无理数根交给读者，让读者去伤脑筋伤感情而已。一个人三个月不看小说，根本不会出什么事；但三个月不吃饭，恐怕一定要“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的吧！这样说，丝毫没有鄙薄小说的意思。如果真的瞧不起这事，我大约不会这样拼了死命来做。但小说姓“小”也确是事实，扎硬，勉强说个“小说大家”，我看这词不伦不类。

我是什么？多少次想过这问题了。因有了几本书这样一个“存在”，无论社会还是自己，都无法摘掉我的“作家”帽子。但我自己是知道的，为了这个事业，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汗渍透了的殷红色的代价。假如上天肯把那些代价还给我，收回我的“大家”，我是连半点也不会迟疑，连想都不用想的。比起这代价，那纸糊的名号和荣耀算什么！却也因我在二十年绝苦读作生涯中建造了自己另一维的世界，组成自己的知识基因结构，竟而一向视“大家”蔑如，凭什么现在要走进自己“蔑如”的队伍里呢？所以就想：管你称什么，管你说我有这意识那思想，“烟蓑雨笠卷单行”，反正离“大家”愈远愈好！

我不明白一些人，弄了一丁点儿可以称为“东西”的玩意儿，就张狂得不照镜子。去年召开的“新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一位老“宛军”，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