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我是千情万愿。

所以，我在写《乾隆皇帝》这部书时，试探着插入了一些曹雪芹的段子——我在小说中，对皇帝、对王公大臣，时有调侃之心的，对此公，我敢说只有笔误，没有心误。我始终有着一份敬畏之意的。当初，在构思《雍正皇帝》时，因为曹家是雍正的政敌，而雍正又是作为正面人物塑造，我的表达，惟恐伤了曹氏的形象，也曾经苦心思量，都为有着这个情结。

但大规模地写摹此公，我是很犯踌躇的。第一，此公才真正是华夏第一人，不但空前，从某种意义上讲——而且绝后。生前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大致是平民生涯，然而却又是圣贤水平，这样大的反差，本身就是奇迹。以我自觉，在着笔于曹公时将十分惴惴。而太过小心，正是创作小说一大忌。第二，曹公留下的直观资料太少了，仅仅对清代人文的了解，对于写这样的人来说，太容易“加水”。由此，我不敢动这念头。

一部书，它的生活力如何，不要去看重头批评文章——那些文章很多是挣人情、挣稿费、挣职称用的——真正的标准只有两条：它拥不拥有读者；它拥不拥有将来的读者。这两条曹雪芹都做得极漂亮。联想到我自己这几年也有读者，看“落霞”的，有的人甚至说它们“直追《红楼梦》”。我在几个大学曾对学生讲“这是最高的奖誉。读者这样说，我承受不起中又存一份感动。我自己永远不会这样想，这样说。什么时候你们听到二月河说这样的话，请你们带着体温计来找我”。

亟言之，仍是敬畏与臣服。

话虽如此，我和千千万万的平常人一样，仍企望着有一部好看的《曹雪芹》，给杂芜缭乱的文坛送一阵清新的风，也使曹公的光辉形象，能进入更多人的心扉。这个工作意义是很大的。

现在华艺出版社做了这事，王永泉先生做了这工作。我有理由欣慰。

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所思

长时期以来，“成分”的阴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封建时代，有士大夫、庶人、农工商、地主、佃户、贱民种种“阶层”，或者叫“阶级”。对待各个阶层，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建国以后，政治经济综合国力强劲，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大改观，惟独“成分”这意识存在。旧时代新时代的“地富反坏右封资黑”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存在”，且是势头不减，愈演愈烈，生命力鲜活。从深层次原因上说，窃以为是“文革”的重要成因之一。从根本上认识解决了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健康起来。

“成分”这种社会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学领域，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一边倒，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一部作品出来，首先考问的“它是香花还是毒草”这类问题。肯定了它“没有问题”，然后再说别的。这作法带来的后果，是服务对象的单纯性，为下里巴人而创作，“阳春白雪”便受扼制。很简单，倘若你只爱春天，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菊花与梅花。本来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真善美爱与死，夺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学养，冶人操守，种种功能，未必样样都与“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这些阶级成分挂钩。即使是无产阶级罢，也有一个学习的任务，有提升素养，接受人类美好灵思的必要。事情一旦走向绝对化，必定的后果是“过犹不及”。

老实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小二黑结婚》、《三里湾》、《苦斗》，这些创作都是十分精良的，柳青、赵树理、欧阳山、曲波，这一大批作家，都是十分了得的。但由于这种创作理论的局限，在文化枯竭、无别的书可读的情形下，读者选择了它们。也有耀目的辉光，也有大批量的呼拥读者。但是，这只是一时之作，难以永恒，原因也很简单，它本来就是为这“一时”服务的作品。

《艳阳天》、《金光大道》今天翻翻看，浩然的艺术才华，仍在熠熠闪烁，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的学者反感样板戏，其实样板戏也自有它们宜人的风采，这些学者一听就掩耳，那心里暗示是腻味头痛反感“文革”这场伤情事。姚雪垠的《李自成》怎样？历史体裁的文艺作品，受“阶级说”的影响相当较少，《李自成》的前两卷我看仍是旷世绝唱，但后来变成“阶级歌颂”，高大全地表述这个农民领袖，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这些才华洋溢的作家们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一则是“应人”之作，服务的对象狭小，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二则是“应时”之作，“时过”自然“境迁”，从这个角度看，真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头，评论家则是木耳。”我以为孙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说“评论家应该是木耳”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事实上，木头不仅生木耳，还会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藓……向木头上钉钉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锯成锯末……可以说都叫“评论”。

生木耳，是于人有益，可以作美味进食，营养作用颇多，但用刀斧锯这类利器去评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