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纽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像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头望着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讲大道理，不过他讲的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么照您说我只好另想别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气的口吻说，“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说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事情与他无关。

朗贝尔突然发作了，大声说：“不，这事与您有关。我来找您就是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在这次决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当时我想过，您这个参加系铃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铃。但是您却无动于衷，您根本不顾任何人。您没有为分居两地的人着想。”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他确是不想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厂，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

甲厄仿佛从分心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得了，”他说，“不光是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断语。但是您发火总是不对的。假使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当然高兴之至。但问题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徇情。”

朗贝尔忍不住大摇其头。

“不错，发火是我错。而且我这样也浪费掉您不少时间。”

里厄要求朗贝尔随时把进行的结果告诉他，并且请这位记者不要对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会有一项计划让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朗贝尔突然显得困惑不安起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点。”

接着他又犹豫起来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