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每个月见一次面，地点定在一间时髦的饭店里，在那里，我们可能就不会遇见妈妈同好会和她们围成圈的婴儿车了。我们大吃大喝，把心中的苦闷全部宣泄出来——我们抱怨医生，抱怨家人，抱怨朋友，我们心里最怨恨的，是那些“可孕人士”的口无遮拦。

一开始，我对于把全世界的人分成“可孕”和“不孕”的观念有所抵触，这样感觉像是在拍科幻电影。但是很快，这两个新词就成了我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可孕的人永远不会明白……”我们这样对彼此说。我每次说这些话的时候，本都非常反感。他也不喜欢这个同好会，虽然他从来没见过其中的会员。

我把她们描述得很不堪，但是实际上，她们不是那样的人。或许，她们是那样的人，只不过我看不出来，因为我和她们完全一样。我只知道，有些时候，我感觉我之所以还没有发疯，唯一的原因就是我经常和她们一起吃午饭。下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电视里每过两分钟就要大声提醒一次）。对不孕的人来说，那是一年中最痛苦的日子了。我总是在羞愧中醒来。并不是太伤心，就是羞愧。有点蠢吧。这种感觉我高中时代也曾有过，那时候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穿胸罩的女生。我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我没有发育成熟。

今天，我们在曼利（悉尼城区地名）港口的一家餐厅见了面。我到那儿的时候，她们都坐在店外，一切都是那么灿烂——无论是日光、海水，还是蔚蓝的天空。大家都聚在那里，看着桌子中间的什么东西，她们把太阳镜都推到了头顶。

“是安娜·玛丽的验孕测试，”克里看到我时说，“我们当然是不认同了，不过看看你是怎么想的吧。”

安娜·玛丽每进入一个试管婴儿周期，就要做这个测试。医生会告诉你，完成胚胎移植后，不要在家里做测试，因为结果不准。你可能会拿到阳性结果，但其实你并没有怀孕，因为此时你的身体里还残留有模拟怀孕时诱发注射的荷尔蒙，或者你也可能拿到一个阴性结果，原因仅仅是你测试做得太早了。最好还是等待验血的结果。我从来没做过验孕测试，我喜欢确定的东西，我很听话，但是安娜·玛丽做完胚胎移植的第二天就开始验孕了。她坦言，有一次，她一天之内做了七次测试。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强迫症行为，所以，我们也不会嘲笑她。

我瞥了一眼安娜·玛丽的试纸。和往常一样，试纸有三个，都用铝箔包裹着。在我看来，三个都是阴性结果，但是跟她说这些是徒劳的。我说，我觉得其中一张试纸上好像有一条非常浅的粉色直线。她说，她老公说他肯定三张都是阴性结果，结果她朝他发火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