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好一些，实力得到了扩张，而且还有战争赔款作为补偿，虽然战争赔款不能完全弥补两国在战争中的损失，但综合下来，反而略有赢余。

最可怜的就是俄国，战前这个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庞大的帝国一下子损失了二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还陷入到了内战的泥泽中。现在内战中的俄国反而成了德奥最大的市场，两国不断地把剩余的军火的军用物资运送到乌克兰、顿河和高加索地区，再换回大量粮食、油料、肉类和工业原料。

这极大地缓解了两国由于战后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冲击。

经济寒潮开始慢慢袭来，由于英国在战后向全世界在抛售剩余的商船，1919年，奥匈四大造船厂除了得到了国内航运公司的26艘地中海型短途客货轮的订单外，产能近二百万吨的四大造船厂竟然没有得到一艘来自国外的轮船订单。在这种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奥匈国内的小型造船厂纷纷倒闭，而与造船业相关连的机械制造企业也都陷入困境。

而海军方面则在向全世界兜售在法国还没完成舾装的八艘主力舰。

战争已经结束，奥匈海军可无力负担如此众多的主力舰的养护费用和日常开销。

由于急于开拓海外市场，避免使国内经济陷入衰退，李海顿在构想运用国家干预的方式。与英美的纯自由竞争式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德国工业在发展中一直有着政府干预的影子，组建出一些实力雄厚的财团，以促进和加强德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财团经济的形成从本质上来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比如说克虏伯的装甲钢生产，由于与德国海军达成了供应协议，克虏伯财团才能在数年之内就形成了年产50万吨装甲钢的生产能力，这在英美自由竞争经济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英美经济模式中，企业要承担投资所造成的一切风险，而德国方面由于政府的采购保证，已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风险。

当然，这有时候也不利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而奥匈帝国所采用的经济模式几乎与德国一脉相承，不过，李海顿为了保证企业保持一定的竞争力，一直在强调每个行业最少要保持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存在。即使伊斯莱亚财团已经是整个帝国内最大的垄断性财团。

比如装甲钢采购，一直由林茨钢铁厂和卡尔森钢铁厂在相互竞争，中标企业只能得到订单的百分之八十，剩余的订单则要保证另一家工厂的生产。

德奥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经济模式有点类似于介于垄断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模式方式，这有利于保持企业的海外竞争力，弊端是不利于小型企业的发展，造成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

这也是德意志民族本身的一些弱点，在创造力和想象力方面，生活严谨的德意志人远落后于热情奔放的拉丁民族。

现在，为了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李海顿开始向北洋政府在积极地推销他的国家干预经济计划。

采用的方法说来有些可笑，正是他盗用的所谓“苏联援建”方式。

一六一、援建计划

一九一九年初，以财政总长梁启超、工商总长张国淦和交通部长曹汝霖为首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民国工商代表团抵达了维也纳。根据李海顿提出的方案，奥匈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初步制定出一项规模庞大的促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投资援建计划。

实际上在民国初年，中国的工商业已经在快速地发展着，特别是在欧战期间，无论是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好势头。因此，史学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黄金时期”。但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英、法、美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不同，而且与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俄国等国也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印记。可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独具一格，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在北洋时期，中国的工商发展具有很强的官僚资本特征，而且还表现在官僚资本的迅速扩张和发展上。在袁世凯时期，以交通系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已经初具规模，交通系早期的代表是梁士诒，他以袁世凯为后台，在支持袁世凯成为大总统期间有功，出任了邮传部总长，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

这一时期，交通银行基本是扮演着中央银行的角色，承揽了国家对外借款和发行国债、代理国库的业务，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交通银行一家独大的时期。在袁世凯死后，梁士饴被当成“帝制余孽”被免去交通总长一职，叶恭绰任交通部总长，他以段祺瑞为后台，与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结成一派，被人们称为新交通系。

新交通系则与江浙的官僚资本中坚联手形成为国会中的政学系，南方的官僚资本中坚成为江浙财阀。政学系以李根源、张群等人为代表，垄断着华北的金融业务，以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银行）为立足点。江浙财阀以陈光甫、徐寄庼等人为代表，以南五行（中国、通商、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银行）为立足点。北洋时期的官僚资本，不仅经营金融业，也在有利的情况下向工矿业投资。如黎元洪投资山东中兴煤矿，周学熙在唐山的同宝煤矿，开办天津华新纱厂，交通系投资山西北井陉煤矿和龙烟煤矿，新交通系投资的六河沟煤矿等。段祺瑞本人，就是龙烟煤铁矿公司和八大机器煤矿的大股东之一。

由于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