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沉默了片刻，目光低垂，仿佛在凝视着自己那片混沌的过去。然后，他缓缓抬起头，眼神里依然平静。

“顾医生，”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我明白风险。但比起未知的风险，我更无法忍受的，是像现在这样……在一片虚无中活着。知道自己有过去，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拥有本能和知识，却不清楚来源。这种悬空的感觉，比面对任何已知的真相更折磨人。”

“我需要知道根在哪里，否则，‘刘军’或者‘向晨’，都只是没有意义的符号。”

说到这里，刘军拿出一个普通的黑色手机。

“另外，顾医生，”他的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稳，但多了一份不容置疑的郑重，“在我去苏黎世期间，甚至……在之后可能更长的、处理我个人‘历史遗留问题’的时间里，我需要一个可靠的联络点。一个只属于我，也只认识你的联络点。”

顾清妍的目光落在那部小小的黑色手机上。它没有品牌标志，塑料外壳，看起来像街边通讯店最便宜的那种。

“这部手机，”刘军继续解释道，语速不快，确保每个字都被听清，“号码只有你我知道。它不会用来进行日常通话，也不会保存任何联系人。它的唯一作用，是在我认为有绝对必要、且情况紧急时，发送一条信息，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拨打一次电话。”

“为什么是我？”顾清妍问，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因为我们之间足够信任。”

顾清妍凝视着他，看到了不容置疑的决心。她轻轻呼出一口气，接过手机，语气恢复务实：“我明白了。你计划什么时候动身？”

“自然是越快越好。我需要尽快去苏黎世。”

“对了，”顾清妍追问，考虑得非常周到，“那你打算以什么理由申请签证？旅游？如果停留时间较长，移民官可能会质疑。你需要一个合理的行程计划，哪怕是表面的。”

这确实是个实际困难。

一个失忆的人，很难编造出毫无破绽的旅行计划。

同时，时间限制也是一个问题。

“旅游签证最快，但通常停留期短，且行程单需要详细，移民官对单纯旅游却计划长期停留的申请人会格外警惕。这对你需要时间慢慢寻找线索的目的来说，限制太大，也容易引人怀疑，不太合适。”

她首先排除了最简单的选项。

“学习或学术交流签证，”她继续分析，“需要学校录取通知书或官方邀请函，准备周期长，且对你目前的身份和状态来说，临时操作难度极高，可操作性太差。”

她略作停顿，目光柔和地看向刘军，说出了最可能也是最优的选项：

“目前来看，商务签证是相对最理想的选择。”

她详细解释原因：“商务签证允许的停留时间通常比旅游签更长，也更灵活，符合你‘需要时间进行调查’的需求。但现在最重要的，商务活动需要一个合理的由头和一个可靠的邀请方……”

“你想好通过哪种渠道申请吗？”

……

离开了静岸咖啡厅后，刘军坐在车里思索了一阵。

对他而言，商务签证最合适不过。

但目前能有这个‘商务渠道’无非就几处。

顾鸿生的项目？这个念头刚起就被压下。

顾鸿生虽然当初极力邀请自己作为顾问参与赴苏黎世的高务考察，但他认可的是Allen这个身份，而不是‘刘军’这个身份。而且，当时为避免身份穿帮已明确拒绝，此时回头，意图太过明显，不可取。

更主要的，刘军骨子里的骄傲也让他不愿用这个不属自己的身份。

通过顾浩博的公司？这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顾氏集团业务真实，出具邀请函易如反掌。但……刘军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顾浩博不是易与之辈，自己刚与关璐“结束”，转头就通过顾氏渠道前往瑞士，势必会引起顾浩博的深度揣测和关注。这无异于将不必要的聚光灯引到自己身上，甚至可能波及关璐，动摇合作初定的局面。

而且，在顾浩博眼里，这个操作明显是舍近求远，你‘未婚妻’关璐不是有公司吗？而且海外也有业务，怎么反而跑到我这里来要出国的渠道？这不合逻辑。

那么，关璐的公司？

这个念头让刘军的心绪有了一丝滞涩，并非余情未了，而是出于一种‘各自安好’的理性，以及更深层次的、对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的预判。

在她的世界里，或者说在她的商业逻辑里，她可能会将件事在价值交换的框架下去衡量。刘军几乎可以预见，如果他此刻回头，向关璐提出需要其公司出具商务邀请函以协助办理签证，这件事在关璐的认知中，极有可能被解读为一种新的交易信号。

因此，尽管关璐的渠道可能是最“便捷”的选项之一，但在刘军的权衡中，却是代价最高、后患最大的选择。它牵扯到尊严、身份、情感和安全的全面风险，远非一纸邀请函所能抵消。

最后一处，就是通过何莹莹家族公司的渠道了。

他相信，自己找到何莹莹，请她帮这个忙，她肯定会答应。

但……风险更大。

他想了想，再度否决。

所有的关系他都想了一遍之后，他也得出一个事实。在这些关系的背后，都明确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身份’问题。

所有这些路径，都迫使他继续依赖或纠缠于“Allen”这个虚构身份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而他现在想要做的，正是要与这一切彻底割裂，以“刘军”或未来可能寻回的“向晨”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