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就是此文中所称的“洪宪帝制”。此举由于各方反对并引发护国运动，导致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被迫将帝制取消。袁本人也于1916年6月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张伯桢为袁“认祖”之事遂寝，然而，无论对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做何评价，张伯桢此举之荒谬和不光彩，也是难以否认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立人的文章提到“倚袁之力，张伯桢为袁崇焕刻文集，建祠庙。袁庙碑刻绝大多数为康有为撰书”。注39这一是说明张伯桢为袁崇焕刻碑立祠等行为，并不仅仅是我先前以为的崇拜英雄，或一般性的兴汉那么简单。二是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和赞助，张伯桢也未必有如许的财力完成此举。

而且，我在上文中提出的疑问，看来也有了答案。我注意到张伯桢之子张次溪记述佘家史事时，语气与清人笔记一致，奇怪他为何采用清人说法而不取其父的修订。可知张次溪对其父的《东莞袁氏族谱》系伪造，心知肚明。

还要说明的是，有关张伯桢的“认祖门”一案，我是通过在网络上的搜索查到的，如果没有搜索时的这一发现，我可能至今仍停留在对他崇敬英雄之举的感慨上。这既让我有“学无止境”之叹，深感仅凭臆想便做出结论、发表感想，的确误人。同时也预感到由网络与数据库的兴起而引发的一场史学上的变革(即黄一农教授称为“e考据”的变革)即将到来。由于口述作业所涉社会层面的广泛性和不可预知性，将e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引入口述史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注40

附录 重修广东旧义园记(同治七年)

[访谈者按] 前面提到，北京的广东义园不止一个，其中称为旧义园的，就是位于今东城区东花市斜街50、52号的佘家馆所在的袁崇焕祠，并有袁督师墓在此。建有袁督师庙的新义园，则位于北京左安门即今龙潭湖公园内。下面这通碑文出自广东旧义园，时间是同治七年(1868年)，该碑文中虽提到园中有袁大将军之墓，却说此处自乾嘉以后“屡废屡兴”，到同治朝时已经倾颓破败到“恻然不忍坐视”的程度，碑文中迄未提到守墓人，但可以想见，如果有守墓人的精心守护，当不至此。引录于此，可为我的诸多疑问添一旁证。

京师广渠门内卧佛寺迤东，粤东旧义园在焉。岁久园无隙地，复购新义园，故此园以旧称园。故明时会馆，永乐间王大宗伯忠铭黎铨部岱与杨版曹胪山所倡建，颜其堂曰“嘉会”。厥后会馆改建于达摩厂，此地以距内城远，朝谒弗便，遂弃置。天启四年郭太仆噩吾原中翰清流等修复之，以为义园。国朝康熙间重加葺治，梁庶常药亭更书堂额曰“惟敬”。乾嘉以后，屡废屡兴。同治癸亥秋，今司农罗公惇衍，奉天丞兼学使王公映斗，同直省馆事，偕往围视。垣墙榱桷大半倾颓，冢陷碑欹和见骨露，侧然不忍坐视，还谂同人，佥曰宜修复。于是比部钟公孟鸿，上舍李公在超、上舍冯公梦熊、光禄黄公德基，广为劝醵，事遂集，乃厘定经界，鸠集工料，腐朽挠折者易之，缺啮者完之，漫滤者垩之，□之，□陷者隆之，暴露者□之，欹斜者树之。新义园之有不治如旧义园者汇始之，经始于甲子春，越季冬工竣。园方广十余亩，缭垣围二百丈有奇。南为堂、为庑、为门，门内院落延袤六七丈，堂广五楹，即梁公颜以惟敬者也。庑当堂迤西屋八间，檐牙错对，可为厝柩之所，亦以栖园人。堂东为土神祠，堂后及东西冢七百有奇。中穹然高者为有明袁大将军崇焕之墓石，为吴中丞荣光所书，崇丈有奇。群冢环之，如列营如宫。霍然诸废具举，幽灵毅魄，时罔时恫，众情安悦，爰伐珉纪事以落之。夫掩骼埋胔，王政所重，敬恭桑梓，兴废坠、表忠贞，乡后进责也。华熙不敏，幸从诸君子后，敬为斯记，以□后之人。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罗惇衍书。通议大夫记名知府刑部郎中邓华熙撰。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孟夏毂旦勒石注41。

二、人生行脚的常态 乐崇辉、刘玉梅口述

时 间：2015年8月19日

地 点：台北市大乘精舍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我多年以来为北京同仁堂乐家人做的访谈，已经于2014年收入《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一书并已出版，但今年又从我的合作者张海燕女士处，听到了台湾省的乐家后人乐觉心先生准备在北京重新开设同仁堂乐家老铺的消息，并且在8月份动身赴台之前，得到了乐觉心先生的联系方式。这是我此行得以在台湾探访乐崇辉先生和他全家的缘起。在此先要对海燕与觉心先生的安排道声感谢。

早在11年前，台湾“国史馆”就曾派人为乐崇辉先生做过访谈并出版《乐崇辉居士访谈录》，据访谈者之一侯坤宏先生的“访谈后记”，该项访谈从2004年2月19日开始，至翌年4月26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二十七次，每次约两小时。终成该书稿并得以出版，前后费时近十年。我细阅此书，颇有收获，也深深感到这样一个有深度、有价值的访谈成果，已为后来者所难以替代。而我之所以敢把我这场区区两小时的访谈发表出来，则是基于以下考虑：

台湾学者为乐老先生做的口述，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同仁堂，而是他作为居士，对台湾佛教文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