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在这儿上学。我的姨夫那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他教汉文，教唐宋八大家，跟王国维、梁启超，还有一些个人，在清华教书的人里边就算是老头了。我姨夫看着我不行了，耷拉脑袋了，他就叫我，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上教会办的学校，应该上我们国家办的学校，他让我暑假之后跟我的三表哥都考师大附中去。我说我这样的考得上吗，他说不要紧，让你这二表哥给你补习。他家哥儿仨，三表哥跟我同岁，二表哥比我大6岁，现在还在呢，是林业大学的教授。那时候他已经考上清华大学了，在家里养伤，他怎么会伤呢？“三一八惨案”知道吗？他挨了一枪，把腿打穿了，他旁边就是韦杰三，清华烈士，还有一个墓呢，他们两个在一块儿，韦杰三被打死了。注74我二表哥给我补习，这下子可就行了，我就考上附中了。注75

附中那时候是很革命、很进步的一个学校，我上那学校对我教育太大了，到现在我都觉得特满意。注76政治教育挺强的，像《新青年》里边的文章我们都念。讲爱国，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都挂着小牌儿，去街上嚷嚷去。参观乡下，参观煤矿，我们都很愿意去。我初二就知道共产主义了。

位于和平门外的北京师大附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

附中这个学校太特别了，它教给你读书的方法。那时候我们上头一次课，上汉文，头一篇文章，念的就是学生自治，学生自己管自己，自己安排一些事，环境怎么管，花儿怎么种。它的特点是没有大考，就是没有学期考试啦，学年考试啦，都是小考。打初中一年级起老师就让你自治，上来就告诉你说我这课考三回，我这课考两回，我这课考一次，后半学期，后边不考了，都要自学。我小时候净踢球了，书都是寒假暑假自个儿念的。我总说原来的师大附中太好了，那时候的四中跟这正相反，四中背考题，标准考题，标准答案，净背那个，跟现在的状况相似，可是考大学他们考不过我们。附中我觉得是最好的学校。

最难得的是附中的制度，你这课有不及格的了，哪年级学生某某某哪门不及格，给你记下来，如果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整个初中有六门不及格，你也照样升班。只要你到初三或者高三，特别是初三，如果你第二学期全及格，以前的所有不及格就全算了，就当没事。可是你要是初三第二学期还有一门不及格，这可要了命了，前几年不及格的课都得补，你就甭想毕业了。我在学堂净想踢球啊，也不用功，好多功课我是暑假自个儿念的，可是我到三年级第二学期全及格了，就毕业了，毕业就可以考高中，我一考高中，考上啦。

到高中分成一部二部，一部近乎文科，二部近乎理科，理科也要学一般文科的东西。从初三就有很多选科，高中更重视选科，到高三正式的课就是一个汉文，一个高等代数，剩下的课都是自己选。有一门课是人生哲学，由老庄讲起一直讲到马克思，我对这课特别有兴趣，我就学得特别好。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清华基本上都能考上。

我们考清华那年正赶上对对子嘛，陈寅恪出的考题，对两个对子，一个上联是“孙行者”，一个上联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再作篇文章“梦游清华园记”，题目一共就16个字，对不对？那时候的学生对对子好像还有点本事，“孙行者”这个对子，我对的是“韩退之”，清华的段学复对的是“祖冲之”，北大那个周教授对的是“胡适之”，据说是最理想的。对比起来今天完全不一样，汉文考试两千多字的题目，出点奇怪的字奇怪的什么，也就是背标准答案，真是意义不大。我还提过意见，我说为什么这样，他们说现在好学生多，学校少，就要出题目难，为的好选择人，我说这不像话，太不像话。我对现在考大学出题目这么多特别的印象坏。老师也是这样，你要是考题蒙得上，这教得就好。哪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呢？

到清华也是，教给你做科学的方法。让学生选课嘛，说得热闹些，几乎没有一个学生的课表完全一样的。我那时候淘气，我就选十点钟上课的，因为甭起早儿了。我选的汉文是闻一多的，他发给我们的古文讲义不带标点符号，叫学生自己标点，这得事先预备呀，我不用功，我没预备。我的名字在点名册第二篇的头一个，他上课来，说叫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啊，他从第二篇叫：“叫刘曾复来读一读吧”，我没预备，许多字我也不认得，我断不上句来，下边就笑，他就认准我了，下次还叫我，我下回还是没预备，这丢人可丢大了！说实话，断句是读古文的基本功，清华大一国文的安排太有学问了，不同于中学……末了儿啊，到学期之末，我倒是都及格了，再不然毕不了业啊。我在清华念了四年净玩了，净踢足球，我是足球选手。

我再说在清华的一件可笑的事。清华有党义课，就是政治课呀，要念三民主义，教科书是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写得挺有学问的。还要军事训练。大伙儿觉得军事训练是为打日本，还有点道理，就对党义课印象特别坏。我到四年级才选党义课，那时候学党义一般是二百多人凑到一块儿学。这二百多人就自动分成十组或者几组，自己起个名儿叫党义研究会。每人有张单子，比如我们那党义研究会有20人，名字不好记，写着也麻烦，就都按学号，比如我是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