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启边衅”一语，究系劝诫还属威胁，又可再作分析。从后来发生的战争来看，琦善若有此语，似又有一定的预见性。

　　综上所述，我以为，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自然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但若称之为势如水火、积不相能的政敌，也缺乏必要的史料依据。称琦善乘英军至津而诬林的罪名，似不能成立。

　　指控琦善的第三项罪名，即他在广东的所作所为，是本书第三章 叙说的重点之一，这里只是简要地提一下拒绝增兵虎门的问题。

　　据琦善奏折，他于1840年11月29日到广州，12月4日接印视事。从11月29日至12月26日，他仍迷醉于通过“开导”解决中英争端。12月26日，接到义律的最后通牒，次日起4次增兵虎门。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且有调拨火炮等情事。[40]称琦善拒不派援，致使关天培孤军困守以致失败的说法，不能成立。

　　最后，看一下第四项罪名，关于私许香港，这是道光帝革拿琦善的主要原因。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口端的大角、沙角。义律随之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的强劲攻势面前，趋于软弱，复照称，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上奏道光帝，请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41]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尖沙咀（即今九龙）、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由他上奏请旨。[42]

　　可是，义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于1月16日照会琦善，声称将“以香港一岛接收”。[43]在这份照会后面还附有另一照会，以“私情致请”释放两名外国商人。1月18日，琦善照会义律，含混其词，全文为：

　　照得接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均已阅悉。现在诸事既经说定，所请释放港脚黑人那密及法兰西国人单亚泥二人，本大臣爵阁部堂即饬去员，带交贵公使大臣释放可也。为此照会。[44]（重点为引者标）

　　同日，琦善上奏道光帝，请求仿照澳门先例，准许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并称已派人前往“勘丈”，待道光帝批准后，再与英人“酌定限制”。[45]

　　从琦善照会内容来看，明显是对义律请求放人的照会的回复。而义律不顾琦善上下文的本意，捉住“现在诸事既经说定”一语，于1月20日宣布，他已与琦善达成了共有四条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条是“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予英王……”[46]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擅占香港。1月28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照会清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要求驻守该岛的清军撤回。[47]英方的这些行动，说明了殖民主义者的强横。

　　广东巡抚怡良根据伯麦致赖恩爵的照会，上奏弹劾琦善“私许”香港。[48]这说明怡良未知真情。

　　近人的研究也证明，琦善未与英方达成任何有关香港内容的条约或协定。[49]

　　综上所述，可以确认，琦善实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无“割让”之举；且非为“私许”，实有请旨奏折。

　　核准历史事实，有关琦善卖国的四项罪名，无一可以成立。

　　然而，我们若放开那些对琦善的具体指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难看出，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于是，“妥协”即被目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帽子正是如此一顶顶地戴到了琦善的头上。

　　如果我们再细心地核查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除在一些细小之处，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举动外，在根本问题上，他大体上是按照道光帝的决策行事的，尽管在广东谈判的后期他过于执着而不惜于抗旨。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因此，妥协的责任，本应更多地由道光帝来承担，而不是由琦善来承担。若如此，按照妥协即投降、投降即卖国的逻辑，身为“天朝”大皇帝的旻宁，岂非自己也要“卖国”予“岛夷”？这实乃匪夷所思。

　　三　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

　　本书并非为琦善翻案而作。本人对琦善也无好感。更何况翻案的工作，早在30年代时，蒋廷黻教授就已经做过。[50]我也不同意蒋先生的基本观点——把琦善描绘成“远超时人”的外交家。我以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并无精明可言。写上如此一大堆为琦善辩诬的话，目的并不是辩诬本身，只是为能突出地思考这些问题：

　　为何把琦善说成卖国贼？

　　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说法的存在有何利弊？

　　我以为，在检讨以往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不应也不能回避。本书以此为绪论，也反映出本人的思考过程。

　　对琦善的非议，实际上很早就有了。

　　检视鸦片战争的中文资料，即使在战争进行期间，对琦善的指责就已比比皆是。这类批评大多可以归类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第三、第四项罪名。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第一批中文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