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

　　需要说明的是，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其影响力。正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上，琦善的“奸臣”形象很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综上所述，我以为，鸦片战争时期的史料和鸦片战争之后的早期著作，对琦善所作的“奸臣”形象的描绘，不管其具有几分历史真实，因其理论上的局限，在总体上仍是错误的。

　　孔子作《春秋》，为警世计，以周礼为标准，立“善善”“恶恶”的原则。这一被中国传统史家普遍承认和接受的观念，也被他们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著作中，以规范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善善”“恶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准则。它附粘于史籍，却着眼于现实。

　　从“夷夏”的观念出发，对于“逆夷”的肆虐，“剿夷”本是应有之义。从近代民族主义出发，对于外来的侵略，抵抗本是应有之义。这就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研究鸦片战争的史学家，订立了大体相同的评价是非的标准。“剿夷”和反抗是正确的，与此不同或对立的一切行为，都是错误的。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并未中止，接连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至本世纪30年代，日本更是欲灭亡中国。在这么一个世道面前，前期的士林学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为警世计，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官员，无不进行猛烈的抨击，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抵抗的官员，无不加以热情的褒颂。很明显，这一时期对琦善之流的批判，无疑是对当时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人们发出的警告。

　　面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疯狂侵华的局势，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中任何妥协的主张，都是后来投降的托词，其最终必然走向卖国。此中的典型，就是早期功名显赫最后人皆不齿的汪精卫。“妥协→投降→卖国”的模式，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原型。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妥协”即“投降”即“卖国”的模式也被大量地运用到历史领域。琦善也就从原来的“奸臣”，变成了“卖国贼”。

　　琦善的角色变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一切向帝国主义妥协或投降之辈的敌视。历史学是讲究客观的，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愿，总是不断地被糅合到历史著作之中。这里面，一部分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