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核心就展现于面前，那就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这是一场胜或负的结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战争，还是一场必定要失败的战争？当时清政府中有没有人可以领导或指导这场战争获得胜利？如果战争必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毫无疑问，历史不会改变，战争的结局也不会改变。但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分析、评价历史时，总是会注意到当时未被采纳的建策、未被利用的条件，总是会注意到历史可能出现但未能出现的转机。也就是说，他们心中有许多“如果”、“可能”、“万一”之类的假设，离开了这些，他们无法研究历史，而只能成为历史的宿命论者。

　　那么，假设我们把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当时可能实现的假设，统统摆出来，再探讨一下，如果这些假设实现，是否会改变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

　　问题一下子变得如此简单，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似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一百五十多年前这次战争的意义。我们会首先看到，这场战争把中国拖入世界。从此开始，中国遭受了列强的百般蹂躏；从此开始，中国人经受了寻找新出路的百般苦难。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这是今天历史学界都会同意的观点。

　　历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我们面前的一切，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中国依旧落后。我们还经常面对着那些曾困扰前几辈人的老问题，以致我们仿佛能直接走进历史而充当一个角色。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历史。事实上，我们也从历史中找到许多无可辩驳的原因：西方列强的侵略，经济底子薄弱，人口基数太大，等等。但是，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尽管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犯过错误。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正因为如此，我选择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试图回答一些问题。这部书不可能回答鸦片战争本身提出的一切问题，但我尽力为这些问题的真解决提供一些素材。

　　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现已有了足够多也足够好的著作和论文。本书叙说的重点，是作为其反面的清王朝。为此，本书对战争中涉及清王朝的种种史实进行考证，对种种陈说予以分析，并对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评论。

　　今天，我们已进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令人激动的新世纪即将到来。站在世纪末的高度，社会科学家就不应当仅仅憧憬着新世纪的辉煌，而有责任对本世纪的学术进行一番总结。我以为，此中第一个需要总结的，正是历史学。人们只有明白地看清了过去，才能清晰地预见到未来。

　　正是这么一种感受，使我不揣鄙陋，重新写下了鸦片战争这一段历史。

　　在本篇绪论即将结束之时，我还要说明，历史学家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抱着这一观念，我在对清王朝的批判上，无论是妥协的主张，还是抵抗的主张，都是不留情面的。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 * *

　　[1]　王钟翰等点校：《清史列传》第10册 ，中华书局，1987年，第3144—3155页。

　　[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64年。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新史料》中录有民间流传的琦善抄家的清单：“番银一千万元，黄金四百二十三两五钱，东珠八百四十九粒，珠吊二十四十付（计大小七百四十八粒），玳瑁架床一付，瑚珠十六挂，大小自鸣钟十八件，金钱表十一件，家乐班行装十八箱，貂褂十四件，蟒袍二十八件，衣籍百三十箱（另有清单），玉马二个，料狮二个，翡翠班十八丁，珠灯八堂，红呢铺垫大小三十付，水晶澡堂一架，私参四十二斤，药材十九札，彩帐十二件，泥金桌凳二付，铜牛望月二付，凤冠一只，轿车四套，大小牲畜二十八头，大呢幔幔羽衣二件，零星缎匹细件二百二十斤，直隶开设典当四处（协成、永成、大成、恒成），盛京典当二处（来成、福成），自置田亩三十四顷，祖遗房屋三百四十间，店栈各房八十一处，楠木桌凳九十四件。”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433页。

　　此外，《入冠志》称，琦善家“抄出黄金六百八十二斤，银一千七百九十四两，并有珠宝十一箱”。（同上书，第316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