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奕经还在该奏中揭露出一个有趣的事实：1824、1825、1826年，琦善分别与山西商人岳泉、陈宝书、曹添得合资，在天津大沽等处开设义和、全和、时和三家当铺，每家出资钱两万串，共计六万串。由于当时禁止官员开设当铺，琦善便让其家仆王幅出名，“写立公中合同”。王幅还派人参加当铺的管理。琦善的敛钱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59—460页。

　　[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24页。

　　[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00—1001页。

　　[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59页。

　　[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75页。

　　[10]　《军机处会讯鲍鹏供词》，《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52页。

　　[11]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6月16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八部 分“对琦善的审判”。（〔日〕《近代中国》第11卷）

　　[12]　无独有偶，当后来伊里布被贬斥时，道光帝又让裕谦密查伊里布与英人有无私相馈赠情事，可见这种流言的普遍性。

　　[13]　从世界历史来看，“天下共主”的观念并非中国独有。在欧洲和西亚，大帝国的君主都曾宣称自己是“天下共主”。这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时代是不新鲜的。中国的问题仅在于没有意识到，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应当抛弃这种错误观念，反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修补。至清代，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已经是漏洞百出，但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仍坚持不放。

　　[14]　中国的藩属国与西方的殖民地完全不同。这表现为：一、宗主国不谋取特殊的经济利益，在朝贡中又采用“薄纳厚赠”的政策，使藩属国的朝贡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即“朝贡贸易”。二、在政治上，藩属国君主的目的在于维护其地位，以借助宗主国的势力来对抗、压制国内反对派。而宗主国又通过支持藩属国的君主，减少外族的入侵，保持边境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宗藩关系是一种地位不平等的政治同盟关系。

　　[15]　此处将西方各国列为“化外”，是从清朝与西方各国的实际关系而确定的。而当时的一些清朝官吏，为渲染盛世的“万邦来王”，将英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