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列为朝贡国。清朝的一些官方文书，也有这种记载。甚至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也不例外，谓：“我朝蕃服分二类，其朝贡之事，有隶理藩院者，有隶主客司者。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暹罗，曰荷兰，曰琉球，曰西洋诸国。西洋诸国，一曰博尔都嘉利亚，一曰意达里亚，一曰博尔都噶尔，一曰咭唎。自朝鲜至琉球，贡有额有期，朝有期。西洋诸国，贡无定额，无定期。（《主客司述略》，《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8—119页）还需说明的是，西方人见到将他们的国家列为朝贡国，必然生怒，认为是对他们的污辱；而清朝的官绅士子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将此作为一种褒扬，即“化外”之邦有心“向化”，是一种进步。

　　[16]　除国名外，当时在西方的人名、船名亦加“口”字旁。本书采用当时译法的国名、人名、船名，除在行文中表示特别意义的，皆删去“口”字旁。

　　[17]　尽管当时外国商人在粤海关交纳甚多，但绝大部分作为陋规和贿赂进了官员、行商的私囊，上交朝廷的正税每年仅为银一百万两，占清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左右。因此，清朝皇帝时常有“区区关税”之言论，对中断对外贸易，表示无所谓。

　　[18]　卢坤认为，“查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于是，他下令中断中外贸易以对抗。未久，律劳卑病故，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继任，中外贸易恢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146—168页）

　　[1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329—331页。

　　[2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23页。

　　[2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29页。

　　[2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44页。

　　[2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729页。

　　[24]　卢坤在奏折中使用曲笔，以试探道光帝的口风，谓：“总之，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166页）道光帝对此全然拒绝。

　　[25]　许乃济此时上奏，另有契机。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每年年底，各省督抚等须专折奏报本省内吸食、种植鸦片的情形。行久而虚应故事，皆成具文。各省大吏无不虚报，道光帝对此类公文也已生倦。1836年初，道光帝在署两江总督林则徐、江西巡抚周之琦、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护安徽巡抚佟景文等人的奏折上朱批：“既无买食鸦片之人，自明岁为始，毋庸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193—197页）很可能许乃济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有所缓和，方上奏弛禁。许乃济上奏后，道光帝下令广东官员议复。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表示赞同（同上书，第200—210页）。后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御史彭玉麟等人上奏反对（《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3—217页）。道光帝终未同意弛禁。

　　[2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92—295页。案，这一时期的疆臣议奏，与后来湘、淮系把持地方权力时不同。各地大吏在政治上并无定见，惟以揣摩皇帝旨意为能事，以讨皇帝欢心。琦善在这一方面堪称高手。他同意严禁，并非表示其历来对鸦片深痛恶绝，而是已看出道光帝的意向，投机适应，后来在天津拿获烟贩也属此类。各地疆臣的29份奏折，无一不主张严禁，就连历来倾向弛禁的广东也不例外，这种空前的一致只能说明帝意明朗，谁也不敢冒险以忤圣心。道光帝决心严禁后，果然将许乃济休致。一些论者以是否同意黄爵滋“吸食者诛”，为弛禁或严禁的区别，似不能成立。我将在 第二章 中对此进行讨论。但从各奏折来看，有些大臣对此有严禁的决心，如林则徐等人，有些大臣平时对此事似乎不太留心，复奏亦不得要领，但看不出弛禁的倾向。

　　[2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354—356、364—366、391—393、401页。

　　[2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449页。

　　[29]　林则徐致刘建韶信中称：“查拿鸦片一事，弟在楚所获烟土、烟膏，已奏者一万二千余两，未奏者亦有此数。”（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页）两万两之数，由此推定。

　　[30]　以往的论者，多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称道光帝见到林则徐奏折上称，“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大为震动，遂命林则徐进京。然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