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兵增援海口，用的就是这一办法，清廷从内陆各省区调兵增援沿海各省，用的也是这一方法。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1840年7月15日，两江总督伊里布获悉定海失守，从江苏、安徽等处调兵3550名增援宝山、上海，共涉及徐州镇、寿春镇、扬州营、狼山镇、福山营、京口左右奇兵营、镇江营、常州营、太湖营、高资营。每处300至500名不等。[48]

　　二、1841年1月16日，湖广总督裕泰等遵旨从湖南调兵1000名增援广东，结果从提标抽兵300名、镇筸镇标抽兵200名、永州镇标抽兵200名、绥靖镇标抽兵100名、抚标抽兵100名、辰永沅道标练勇抽勇100名。[49]

　　正是如此，道光帝从各省抽调，各省督抚从各标营抽调，各标营长官又从各汛塘堆拨哨卡抽调。此处数名、十数名，彼处数名、十数名，积少成多，临时任命将弁督率出征。鸦片战争中，广东曾得外省援军共1.7万人，来自湘、桂、赣、鄂、云、贵、川七省，浙江先后共得外省援兵共约2万人，来自闽、皖、苏、赣、湘、鄂、豫、普、川、陕、甘、桂十二省。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兵与兵不熟，兵与将不习，必然会使整体战斗力水准下降。[50]

　　那么，这种抽调的方法究竟能集结多少兵力呢？

　　鸦片战争中，清廷共三次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防：第一次是1841年7月获悉定海失陷后（是年9月英军南下时下令撤减）；第二次是1841年1月获悉虎门开战之后（是年7月因奕山谎报军情而下令撤减）；第三次是1841年9月获悉厦门失守之后。沿海各将军督抚皆从本省的内地抽调兵丁增援海口，其数量为：[51]

　　从上表可见，除海口原设防兵外，抽调内地的兵力至多不过占其额兵的四分之一。此一数字可视为其最大抽调兵力之数，因为各省督抚们此后纷纷奏称“实无一兵可调”，又极为担心当地的“盐枭”、“烂匪”又会乘此兵力抽调之机生事。其中绿营兵抽调比例最低者为山东，而1842年1月28日山东巡抚托浑布奏称：“各口岸调防弁兵仅止于三千余名，在沿海尚形单薄，在腹地已涉空虚……”[52]尽管山东抽调的防兵仅占其额兵的六分之一，统治者就已感到难以维持地方上的正常秩序，只能抽回一些。

　　由于沿海各省的清军不敷调用，清廷从内地各省区抽调兵丁增援沿海，其数字为：[53]

　　由上表可见，为了支撑战争，关内各行省及东北地区，都有调兵行动。只有新疆和蒙古地区未抽兵参战。

　　以上清廷从内地各省区抽调的兵力，共达5.1万人，分别增援广东（1.7万）、浙江（最高时为1.8万）、江苏（最高时为1.3万，其中大部分为原增援浙江的军队）、直隶（1万）、锦州（1000）、芜湖（1000）；若加上沿海各该省增援部队及海口原设防兵，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实际动员的部队共约10万。

　　当然，不能说清王朝无法再集结更多的部队，但若要有很大的增加，则是不可能的。[54]

　　尽管清军的编制非常不适应近代战争，但是，总兵力80万毕竟是一庞大的数字，鸦片战争中也毕竟集结了10万军队，与英国远征军最高兵力时的2万人相比，仍为绝对优势。

　　然而，有一项因素致使上述态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就是上节提到的英军舰船。

　　英军“船坚炮利”，是当时清朝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而在此共识之下，放弃海上交锋又成为清军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清军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只能在陆地被动地等待对方的进攻。

　　英军的舰船不仅是凶猛的进攻手段，而且是高效的运输手段，英军由此可重复使用其数量有限的军力。一艘战舰使用两次等于两艘。一名士兵参战两次等于两名。清军因其陆上调兵速度比不上英军的海上调兵，且不知英军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指导方针，只得处处设防。也就是说，全国几千里海岸线，都是其防御的范围。

　　这就构致了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兵力配置的实际场景：为了对抗英军可能的入侵，盛京、直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区几十个海口都得派兵拨炮防御，其中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大沽为最重要，驻守的清军从四千至一万不等。由于英方因舰船优势而获得作战地点、作战时间和作战规模的决定权，清朝欲每战保持与英军相当的兵力，须事先在每一可能交战的地区部署与英军可能投入的部队相当的兵力。[55]

　　集中兵力本是军事学中的常识，而清朝所处的被动地位，使之不得不分散兵力。

　　由此决定了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在实际交战中无法保持此一优势。在后面的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鸦片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共12次，除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时因获各省援军而保持兵力上的优势外，绝大多数的战役战斗清军的兵力与英军相距不远，而在1840年7月定海之战、1841年1月沙角大角之战和1842年7月镇江之战中，反是英方占了兵力上的优势。

　　我们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讨论清军的兵力问题，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即调兵速度。

　　由于清方不能确定战场位置和作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