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妻儿旁观。休息时与妻儿共饭，与操演相比又是一番风光。著名作家老舍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描写了两位旗兵、一位骁骑校、一位佐领、一位参领的日常生活。这部写于20世纪60年代而描写19世纪90年代的小说，虽不能当作史料来佐证鸦片战争时期的场景，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近观察的位置。其中，老舍对那位充正红旗马甲、携“面黄无须”腰牌进出皇城守卫的父亲的生活，作如下描述：

　　到上班的时候，他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地回家。回到家中，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他只是出来进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刷水缸。……一辈子，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可是，谁也不大欺负他，他是带着腰牌的旗兵啊。[59]

　　老舍的家，在今日北京护国寺一带，距他上班的皇城，并不算远。这位马甲得到这位后来出名的儿子时，已经40多岁，两年后死于八国联军之役。

　　我在前节已经说明，清军绝大多数士兵是分散驻扎的，每处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而这些分散的士兵携带家眷居于各市集要冲汛塘碉卡之地，除操演值勤外，平日的生活与周围的民户并无多大的差别。

　　清军绿营、驻防八旗的士兵，分马兵、战兵、守兵三种；京师八旗又有领催、马甲、步甲、养育兵等名目；每月领取粮饷。其标准为：[60]

　　马兵即为骑兵，战兵为出征作战之兵，守兵为戍守防卫之兵，原本职分明确。但到了鸦片战争时，因战争规模的缩小，许多马兵已革去战马等项开支，变为无马之马兵，而战、守兵的职责也日趋模糊。由于粮饷的差别，在实际操作中，守兵、战兵、马兵成为士兵晋升的等级。八旗兵丁除粮饷外，另有旗地，每名约30亩，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抵押、变卖已十分平常。

　　仅仅就数字来看，不易发现问题，让我们以士兵的收入对照一下当时的生活指数。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称：

　　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61]

　　以此计算，一人一年所需合银15两至36两。清军士兵的饷银为12至24两，另每年口粮3.6石，其粮饷养活士兵本人，当属绰绰有余。

　　可是清代的士兵又有家眷。从前引福建水师提标的9名士兵的材料来看，每一名士兵至少需养活2至5人（因女儿未计入内）。当然，清代的兵户往往是多人当兵，但即便以三口之家作为标准，清军士兵的粮饷明显难以维持家计。

　　清军的粮饷标准是顺治朝制定的。是时经济正在恢复，物价极低。经康雍乾三朝的发展，通货膨涨已有相当幅度。而粮饷标准虽有多次调整，但主要是军官部分，且乾隆后期起清朝财政已陷于困境，清军士兵的收入一直没有也不可能有大的加增。

　　收入的低下只能降低生活水准而不能不生活，清军士兵为维持生计，须得在正项收入之外另觅别项来源。因此，替人帮工、租种田地、做小本生意等等，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犹如今日之“第二职业”一般红火。例如，湖南抚标右营游击的一位长随郑玉，与兵丁陈玉林等4人出资27千文，盘下即将倒闭的湖南长沙青石街上的“双美茶室”，经营半年之后，转手于兵丁蔡步云等人。[62]当此类经营活动在时间上与值班操演发生冲突时，清军士兵也常常雇人顶替。

　　清军士兵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毕竟有一份固定的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不少人花钱托人补兵额，补上后，值班充差操演时应卯，其他时间仍操持旧业。浙江定海知县姚怀祥的幕客王庆庄透露，该地清军士兵“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银洋三四十元买充入伍伍。对于这些人来说，当兵反成了“第二职业”。[63]

　　以上创收方式虽不符合清军的规定，但毕竟未直接祸害国家和百姓，为官者因牵系士兵生计或从中获取好处而眼开眼闭，一般并不追究。

　　其实，清军的士兵还有一项财源，即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这种腐败现象，放在后面与军官一起叙述。

　　清军军官的来源，主要为两途：一是行伍出身，如鸦片战争中的重要将领杨芳、余步云、陈化成等人，皆由士兵升至一品大员；二是武科举出身，又如鸦片战争中的名将关天培（武举人）、葛云飞（武进士）、王锡朋（武举人）等人，由下级军官而逐级晋升。此外还有世职、荫生、捐纳者，但为少数。行伍出身者，今日容易理解，而武科举一途，须作一些介绍。

　　清代的科举，分文、武两途。武科如同文科，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级考试，考中者也有武童生（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的称号。武科与文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考试时分外场、内场。外场考骑射、步射、拉弓、举石、舞刀诸项。外场合格后，入内场，考策、论两篇，以“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为论题。

　　正如认为八股文章可以治天下一样荒谬，清代武科举的考试项目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且不论《武经七书》这类偏重于哲理的古代兵书不宜作为初级军官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