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这项仅有的与谋略有关的内场考试，因考生们错误百出，[64]而在嘉庆年间统统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内场由此而成虚设，外场成了真正的竞争场所。道光帝更是明确下旨：“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65]将武科举的名次集中于一项，即拉硬弓。他们以膂力为选择军官的标准，竟有中式者根本不识字之事。[66]

　　很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挑选出来的军官并不中用，清代武职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目次之，这种情况与文职恰恰相反。清代军官的升迁，除军功外，均需考验弓马技能，若不能合格，不得晋职。身强力壮、马步娴熟，仍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67]

　　用今日眼光观之，这种方法挑选出来的不过是一名优秀的士兵，而不是领兵作战的军官。在冷兵器时代，军官的骁勇身先有着极大的鼓舞力，火器出现之后，这种勇猛的作风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且不论与英军这支近代化的军队相对抗，即便与此期清朝传统敌人的作战中，这种方法也不足取。

　　由此，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军官只是一介鲁莽武夫，“不学无术”成了军官的基本标志。[68]军人的身份为社会所鄙视，“重文轻武”又成了社会风尚。

　　这种对军官身份的社会认同，也决定了社会人才的流向。第一流的青年们致力于文科举，军队成为有膂力无才华的人们的去处。鸦片战争即将结束时，钦差大臣耆英和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去英舰拜访英国全权代表，看到舰上有一批青年，即身穿制服的随军实习生，为他们从小就学习军事学术而震惊。伊里布对此评论道：

　　这么年青的孩子，应当在学校里吸收“绝理智的学问”。这不比到战舰上学习如何打仗更好吗？[69]

　　值得注意的还有二项：一是军官如同士兵一样，并无合理的退役制度。按照清朝的制度，参将以下军官可服役至63岁，而直接带兵的千总、把总可展至66岁。提督、总兵无明文规定，其致休出自圣裁。我们知其年龄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浙江提督祝廷彪、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湖南提督杨芳、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均已70多岁或年近70。二是清军的高级指挥权，不是掌握在武将手中，而是由文官把持。各省的统兵大员实际上是督抚。这些文官出身于八股文章，游历于宦海官场，在未升至督抚前，并不统兵，未谙军旅，其军事知识局限于几部古书。文官将兵，这种不合理的指挥体制，又折射出武弁素质低下。

　　军官的社会地位下贱的另一原因，在于其经济地位。清军绿营军官的月薪为：[70]

　　就数字而言，军官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