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业设备，提炼高纯度的硝和硫；以蒸汽机带动转鼓式装置，进行药料的粉碎和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配置的火药压成坚固而均匀的颗粒，使之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和密实性；用蒸汽加热器烘干，使之保持良好的干燥状态；最后用石墨磨光机，将药粒表面磨光，除去气孔，降低吸湿性，以延长火药的贮藏期。这些先进的工艺，保证了英军火药的优良品质。

　　[15]　关天培：《筹海初集》卷3。

　　[16]　福建提督陈阶平：《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道光二十三年），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129—2131页。

　　[17]　〔英〕巴那比著：《英国水师考》，傅兰雅、钟天纬译，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当时的英国军舰分为7等：一等舰，炮100至120门；二等舰，炮80至86门；三等舰，炮74至78门；四等舰，炮50至60门；五等舰，炮22至48门；六等舰，炮22至34门；等外级舰，炮10至22门。从鸦片战争中英国派出的远征军来看，其战舰的主体为五、六等及等外级战舰和少量的三等舰。

　　[18]　福建水师提督设于1677年，至鸦片战争时，辖提标五营等协营，节制3镇，总兵力近2万人；广东水师提督设于1810年，至鸦片战争时，辖提标五营等协营，节制5镇，总兵力约2万人。

　　[1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75页。

　　[20]　关于清朝对民船的种种限制，可见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20，光绪二十五年刊本。而清朝的这些规定，并没有被严格遵守。在福建厦门等处，也有超过清朝规定的大型商船。

　　[21]　齐思和编：《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99—10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235页。

　　[22]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广东东莞虎门、福建厦门胡里山等处炮台遗迹，都是光绪年间参照西方样式修筑的。鸦片战争时期的炮台等工事，我迄今尚未发现。

　　[23]　该炮台的图可参见，《文物》1963年第10期，第53页照片。林则徐的介绍文字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3页。

　　[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621页。

　　[25]　1836年，一名西方观察家看到了广州、虎门一带的炮台后，评论道：“它们不过是属于幼稚阶段的堡垒建筑的样本，没有壕沟，也没有梭堡、斜堤或任何反击的防御工事。……河岸上的炮台都是裸露的，没有一个能抵挡得住一艘大型战舰的火力，或可以抵御在岸上与战舰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突击队总是从它们炮火所不及的侧面和后方找到最佳的据点来袭击他们。”（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168-169）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已经提示了进攻这些炮台的方法。

　　[26]　梁蒲贵等修纂：《宝山县志》卷6，光绪八年（1882）刻本，第16—18页。

　　[27]　Karl Gützlaff（郭士立）,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H. Davis, 1834, p. 249.

　　[28]　《左宗棠全集·书信》第2册 ，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416页。

　　[29]　对于这一问题的叙说，我使用了皮明勇先生的论点，见《清朝兵器研制管理制度与鸦片战争——兼论清朝军事科技落后的政治原因》，油印本，1990年。

　　[30]　当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对漳州的官办船厂有以下评论：“军功厂（即船厂）则为道中大累，厂中有水师武弁一员在彼监造，道中派文员数佐杂在厂相陪督造，又派道差县役多人弹压匠役，薪水月费，由道发给。每修造一船，道中少则赔洋银千数百元，多则赔三四千元。赴司领款，刁难需索，非给以司费，则应领之款亦领不出……每有船只造成，驾出海口，咨请水师收功领用，乃延搁竟至一年半载，海风飘荡，烈日熏蒸，及至牒请，至查来收功时，油色不能鲜明，不肯领用，又复重新修饰，更添赔累。”（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官办船厂尚可如此赔累，而承包的私商又如何赔累得起？此中揭露出来的索贿、中饱现象，又何能保证战船的质量？

　　[31]　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545页。

　　[32]　关天培：《筹海初集》卷3。

　　[3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 165.

　　[34]　为了使读者能掌握此中的情况，我以鸦片战争中战斗次数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浙江省为例，作具体分析。浙江省共有绿营兵37000余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