惕，不容丝毫渗透；从经济层面来看，清朝又因其军政机器锈蚀，大门关而不紧，罪恶的鸦片从门缝中滔滔涌入，已经没有力量将其堵住。这使得后来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尽管30份奏折都没有提到英国的反应，尽管清朝上下都没有看清马他仑来华的意义，但是，京城里对此还是有一个说法的，用的是意义含混不清的名词——“边衅”。

　　有关“边衅”的记载，并不多。其一是我在绪论中提到的林则徐1838年12月22日在进京路上，路遇琦善，有一则笔记材料称，琦善嘱其“勿启边衅”，该笔记作者指责琦善是“论是公而意则私”（我以为关于此等大事，建言者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已无关紧要）；并称林则徐“漫应之”，即没有公开辩论但心中颇不以为然。[37]

　　对于这一则笔记所述情况的真伪，我在绪论中已表示怀疑。即便真有此事，我以为，“边衅”也似乎并非是琦善的自我判断。从琦善当时的奏折来看，从他后来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来看，此人似无如此高超的预见性。案此次与林相遇，是他办完天津查烟进京请训后，返回保定任所。他若有“边衅”一语，很可能是在北京听说的。

　　北京确实有“边衅”的议论。

　　1838年12月26日到1839年1月8日，首尾十四天，林则徐在京请训。期间于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38]林则徐的使命由此定局。

　　可以肯定地说，林则徐在京期间，听到过“边衅”的议论，而且还与道光帝讨论过“边衅”的问题。

　　史料之一是林则徐的朋友、时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在林临行前撰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其中“答难义”的第三项谈到“边衅”问题。所谓“答难”，即对非难的批驳。龚自珍称发难者为“迂诞书生”，未具体明指何人，但又称“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由此可见，发难者是京城中一班反对禁烟的人士。龚还提醒林，这一类人物“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宜杀一儆百”。[39]

　　龚自珍认定根本不可能发生“边衅”，他对“边衅”说的批驳也显得毫不费力，游笔自如。按照龚自珍的分析，禁烟免不了用兵，但他意念中的用兵规模，大抵相当于今天反走私的警察行动，只不过当时没有警察而已。[40]

　　林则徐收到此文后，于1839年1月16日复札。他完全同意龚自珍对于“边衅”说的驳论，而且称之“可入决定义”，即确凿无疑的定义。[41]

　　史料之二是1840年12月22日林则徐给他的亲家、时任河南河陕汝道的叶申芗的信，谈到“边衅”一事：

　　侍戊冬在京被命（指请训事）……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思一经措手，而议论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42]

　　林则徐写此信时，已是待罪之身，心情之不快是可以想见的，言词中不无自我辩解之意。他所追述的是两年前在京请训时与道光帝讨论“边衅”的情况。对于他的这段话，有着不同的解释。我以为，此中提到的“边衅”仍是“议论者”阻挠禁烟的借口，对照先前他给龚自珍的复札，不能解释为林早已看到了“边衅”，恰恰说明他还不认为会有“边衅”。同样，“断不遥制”一语，也不能解释为道光帝不怕林在广东引起“边衅”，而是道光帝表示，不会因“边衅”的议论而妨碍林在广东的禁烟行动。至于“英吉利”等语，自然羼伴着林则徐到广东以后的认识，不尽是其在京时的想法。

　　从1839年1月到1840年12月，林则徐在两信中谈到当时在京时对“边衅”的想法，已有一些游移，但大体意思还是相通的。又过了一年多，林则徐在书信中对此事的说法又作了修正，那是他为了自我辩解而修正了事实（详见本章第三节 ）。

　　林则徐在京期间，道光帝八次召见，每次二至三刻，[43]两人密谈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什么，林则徐后来虽有透露，但没有细说。上引这封信证明，他们已经谈到了“边衅”。然而，从龚自珍、林则徐的书信往来和林致叶申芗的信来看，从林则徐到广东后的众多奏折来看，我们可以推定，道光帝此时给林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

　　从道光帝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对边衅还是有恐惧心理的。在他登基未久，新疆南部便发生了张格尔叛乱。结果经历了七年的工夫，耗帑一千多万两银子，动用四万军队，方才捕获了张格尔，制服支持张格尔的浩罕国（地处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一带）。道光帝为此疲惫不堪。此时，清朝的财政也已难以应付再一次战争。道光帝也已年近六旬，施政以守成安静为归。他虽然不认为清朝不能打胜下一次战争，但绝不愿意出现大的战乱和动荡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林则徐在广东时，又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保证，不会发生大的战争。

　　从1839年1月8日至3月10日，林则徐或舟或车或轿，历直鲁皖赣而至广东省城，一路辛苦，他弥感委任之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