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

　　本书的内容与林则徐致力新知的活动相涉较少，故不打算就此问题展开。但是，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既然林则徐已经占有那么多的英方情报，成为清王朝中最了解英国的官员，那么，为什么他仍没有看出战争不可避免这一今人感到极为简单的趋向呢？

　　我以为，这与林则徐分析情报时使用的思维方法与价值观念有关。尽管林则徐在其奏折中对英国使用了极其贬斥的言词，但在内心中，似乎并没有把英国当作完全没有“王法”的“蛮荒”之地来对待。

　　从现存的林则徐翻译资料[87]来看，他对英国人士反对鸦片贸易的言论格外倾心，而对英国国王要求商人尊重中国法律的规定特别看重，[88]甚至在奏折中都扼要谈及。[89]因此，他认为，鸦片走私贸易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义律等人的玩法抗拒，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90]他们的行动一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为此，他在一开始就与道光帝商定直接致书英国国王，要求其管束属民，“定必使之不敢再犯”。[91]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已经了解到英国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军队、舰船等数目。但是，这些简单的数字反映出来的直观条件，使得英国显得不如中国这般强大。因此，林则徐认为，相对较弱的英国若派军远征，势必有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诸后虞，因而不会出此下策。[92]他在奏折和书信中对此都有分析。[93]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已经得知英国以贸易为立国之本，对华茶叶贸易获利尤大。因此，林则徐认为，即便鸦片走私之利断绝，英国为茶叶等项利益，也绝不致于与中国决裂。[94]他给义律的谕令中充满自信地责问，如果长达200年的中英贸易，被义律“猝然阻坏”，“国主岂肯姑容”？[95]他断定义律无此胆量敢冒此风险。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已经了解到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的大体背景，他曾在奏折中作过分析，认为这些毫无官方背景的散商绝无左右政府之能量。[96]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得知孟加拉国等地政府皆在鸦片贸易中“抽分”，官员薪俸多取自于此；广东海面最初开来的几艘军舰，又是印度总督等人应义律的请求而派出的英驻印度海军之舰。由此，林则徐得出一个推论，义律与英属印度官员互相勾结，私下出动军舰前来实行“恫喝”，并非奉到英国国王的命令。[97]他还认为，这些为数较少的军舰不会酿成大的战争。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得知由于他采取的禁烟措施，致使1840年春孟加拉国、新加坡等地的鸦片价格暴跌，而新的季风季节又至，驻印海军来华军舰增多。由此，他又得出一个推论，义律与印度英人不甘心鸦片利益的损失，准备向中国进行鸦片武装走私。[98]实际上，他对这个推论又是如此地深信不疑，以致到了1840年7月3日，英军舰队纷纷北上舟山时，仍对其好友怡良称之“只为护送鸦片”。[99]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判断尽管错误，但放在“天朝”的大背景之中，仍合乎其本人的思想逻辑。

　　今天的研究者，属“事后诸葛亮”，已经看清了各方手中的底牌，很难体会到当年决策者下决心之难。从现存林则徐翻译资料来看，包罗万象，对林则徐的褒贬评价皆有，对未来战争的是否估计俱存，看不出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来。要从这些资料中得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非得是一个熟谙国际事务的行家里手。但是，林则徐本是“天朝”氛围中人，初涉此道；情报来源仅为报刊书籍等公开资料，并无秘密渠道；更何况一般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是对己有利的资料印象较深，对己不利的资料不受重视。种种情事，使得林则徐犯错误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不犯错误的可能性。

　　林则徐不是神。

　　尽管他在今天有如神话。

　　有论者据林则徐的书信和奏折，称其早已预见到了战争，并向道光帝和沿海各省督抚发出了作好战争准备的预告。

　　这些书信和奏折有：

　　一、1840年7月4日，林则徐奏称：英军北犯，“如其驶至浙江舟山、或江苏上海等处，该二省已叠接粤省咨文，自皆有备，不致疏虞”。

　　二、1840年8月7日，林则徐奏称：恐英军“越窜各洋，乘虚滋扰”，“沿海各省，亦叠经飞咨防备”。[100]

　　三、1840年12月22日，林则徐致姻亲叶申芗，谓：“原知该夷必不罢休……屡次奉请敕下各省督抚严密防堵，并该夷之窥伺舟山，与其拟赴天津递呈，亦皆先期采明入告。”

　　四、1841年2月18日，林则徐致业师沈维，谓：英军“窜往沿海各省，本在意中，则徐奏请敕下筹防，计已五次，并舟山之图占，天津之图控，亦皆先期探明入告”。

　　五、1842年9月，林则徐致旧友姚椿、王柏心，谓：“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面陈姑署不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定海之攻，天津之诉，皆徐所先期奏闻者。”[101]（文中重点皆笔者所标）

　　毫无疑问，林则徐的这些言论，与前述其敌情判断，完全是两回事。细心地将林则徐上述言论对照排比，不难发现，林的这些话都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