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虎视眈眈，悄然潜至。

　　然而，对于这一切，林则徐丝毫没有觉察。

　　1839年5月1日，当林则徐正在虎门收缴鸦片时，对形势的发展曾作出一个判断：

　　到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惟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痈之患日积日深。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且其贸易多年，实为利市三倍。即除却鸦片一项，专做正经买卖，彼亦断不肯舍此马头。（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作了这些分析之后，林则徐得出结论：“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75]也就是说，不必担心“边衅”。

　　林则徐到广州后，在给道光帝的最初几道奏折中，并没有具体谈到边衅问题。1839年6月4日，他在奏折中谈到，对于窜犯沿海各地的走私船，与“有牌照”的商船不同，“枪击炮轰皆其自取”，而且，不但水师能够剿除，就是雇募沿海水手，利用火攻之法，亦能获胜。[76]道光帝对此很感兴趣，要求林则徐等“相机筹办”，并指出“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77]这是道光帝谕旨中正式而明确地提出“边衅”问题。

　　道光帝的这道7月8日发出的谕旨，于7月29日到达广州。[78]林则徐迟迟没有答复。过了一个多月，即9月1日，林则徐经过深思熟虑后上了一道长达2000余字的夹片，专门分析“边衅”问题。他在具体说明前引文中提到的三条原委，即路途遥远致使主客众寡之势迥殊、船坚炮利无法得逞于内河、正经买卖即可获利三倍后，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最后，林则徐还提醒道光帝，义律来华多年，狡黠素着，时常购觅邸报，“习闻有‘边衅’二字，藉此暗为恫喝……且密嘱汉奸播散谣言”，要道光帝不要上义律的当。[79]

　　就在上奏后的第4天，9月5日，林则徐感到有万分把握，在给密友广东巡抚怡良的信中，对义律此时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大惑不解，谓：“然替义律设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80]

　　从上引林则徐的奏折来看，他此时认为，持“边衅”论者，除京师及各地一班反对禁烟的人士们，还有义律等人。于是，他将来自外国人的英军侵华的消息，皆归之于义律的谣言恫吓一类。[81]我们可以再看几个例子。

　　一、1840年2月，林则徐听到澳门葡萄牙人在传闻，英国将从本土及印度各调军舰12艘来华。对此，他在给澳门总督的谕令中称：“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82]

　　二、1840年3月24，英舰“都鲁壹”号（Druid）抵达广东海面。林闻讯后，写信给密友怡良：“所云尚带二三十船之语，则皆虚张而已。”[83]

　　三、1840年4月，美国领事禀林则徐，告以本国及英国报纸载，6月份英国将封锁广州港，要求尽早让美国船入口开舱。林则徐对此官方的正式消息，仍不以为然，称其为“谣言”[84]

　　自1839年9月1日林则徐疏言分析“边衅”之后，再也没有在奏折中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他虽不时地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恫喝”，并称之“谅亦无所施其伎俩”。[85]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4艘，而林则徐在奏折上却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竟将一次即将到来的战争，判断为一次大规模的鸦片武装走私。他在表明已作防范后，又用道光帝的语言来安慰道光帝，“诚如圣谕，‘实无能为’”。[86]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后不到10天，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占领舟山12天了。

　　战争到来了！

　　前方主帅没有发出战争警报！

　　林则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前引林则徐1839年9月1日附片中有一句话，“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此话作为结论，无疑是错误的，但“侵凌他国之术”六字，却向我们隐约透露出林则徐的新知。

　　我在绪论中已经提到，当时清朝的上下，对外部世界懵懂迷茫，对英吉利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实。“侵凌他国之术”属英国殖民史的范围，已是较深一层的知识，在当时没有相当的努力是不容易弄清楚的。

　　林则徐致力于新知的努力，在其奏折中没有提到，在其日记中（今存不全）难以查考，在其书信中也很少言及。他的这种不事声张的做法，正表明此事不合时尚。作为“天朝”大吏，林则徐竟然做出当时官僚士子们所不屑的事情，尤为难能可贵。

　　根据近人的钩沉，我们从各类分散的史料中已可大体看出林则徐当日努力的轮廓。他至少拥有四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他本人亦将这些情报采撷成册，以供参考。近人对林的这一活动研究较深，力作多见，且评价甚高，以致称其为第一位倡导向西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