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龚文中有请林则徐“宜以重兵自随”、“火器亦讲求”等语，推论龚劝林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这是一种误解。由于龚不明林的禁烟办法，以为林将以文臣孤身入澳门，必会遭到不逞“夷”人和奸民的刁难、攻击，故有此请，绝非为反侵略战争。龚在该文“旁义”第二项中提出，限期让广州外国人全部离开去澳门，只留下“夷馆”一所，为来船交易时暂住（林也有此意，复札称，已陈请于道光帝，未获同意，不敢再请了），此即前引龚文中“此驱之”的意思。此外，龚提出的用兵行动，还包括将“不逞夷人及奸民”、“正典刑”和“守海口，防我境”（禁止外国人随意进入内港）。在当时的清朝体制下，这些行动都须使用军队。

　　[41]　《林则徐书简》，第45页。“决定义”是龚文所用的词。

　　[42]　《林则徐书简》，第150页。“决定义”是龚文所用的词。

　　[43]　据《林则徐集·日记》，第315—316页。刻是当时的记时单位，约合今14分24秒。

　　[44]　这些文件包括《禁烟章程十条》、《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颁查禁营兵吸食鸦片条规》、《札发编查保甲告示条款转发衿耆查照办理》、《札各学教官严查生员有无吸烟造册互保》、《批司道会详核议设局收缴鸦片章程》等，见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公牍》，第51—56、62页；陈锡祺等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25页。

　　[45]　据邓廷桢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522—524、624—625页。

　　[46]　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4、691、737—738、788、854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660页。

　　[47]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4页。自1837年春至1839年1月11日，邓廷桢共查获鸦片26万两（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449页）。林则徐到广东后，邓廷桢更加强了查禁工作，仅道光十九年二月，1839年3月15日至4月12日，邓廷桢查获的鸦片达78873两（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23页）。由此可见，林则徐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有论者将邓查获的鸦片也算作林的功绩，是不了解邓的工作所误致。

　　[48]　据李伯祥等：《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一箱等于100斤或120斤。

　　[49]　当时的鸦片商人都先将鸦片卸到广东虎门口外的趸船上，然后取保报关入口。也有个别商人直接将鸦片带入广州者。当时的伶仃洋、香港岛、大屿山岛一带，成为趸船活动的区域。

　　[50]　《林则徐集·公牍》，第56—60页。

　　[51]　义律于3月23日由澳门赶往广州，途经黄埔时，曾受到清军的警告。他抵达后立即要求邓廷桢允许英国商人离开广州，被拒绝。而其禀帖内“使两国彼此平安”一语，遭到了林则徐的严厉驳斥：“如两国二字，不知何解，我天朝臣服万邦，大皇帝如天之仁……想是咭唎，咪唎合称两国，而文意殊属不明。”（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175—176页）

　　[5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179页。

　　[53]　许球的奏折见田汝康、李华兴：《禁烟运动的思想先驱——评介新发现的朱嶟许球奏折》，《复旦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许指明的9人，参照英方文献，分别是喳吨（W. Jardine），（又称J. Innes），（Lancelot Dent）、啉（Framjee）、吗（吗Merwanjee）、（Dadabhoy）、噶唔（Gordon）、呅（Whiteman）、啴嗱（Turner）。其中噶唔是美国人，啉、吗、咑咑是英属印度商人，其余是英国人。

　　[54]　这一命令未见中文本，英文本见“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420-421。

　　[5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17—218、465—466页。邓奏中称，吗查无此人，实系错误，其人为英属印度商人Merwanjee。

　　[5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30、242页。

　　[57]　参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113—114、116、120—125、127—129、131—132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39—241页。

　　[58]　1838年12月3日，清军在商馆前的船上查出两箱鸦片，搬运工说明是送给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