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pp. 174-175.英舰为威厘士厘号（炮74门）和阿尔吉林号（炮10门）。而刚刚离开广东未久的英舰拉恩号（炮20门）后又驶到。

　　[21]　1836年初，邓廷桢接任两广总督。他与鸦片走私的关系，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当时的外商都指责他接受“规费”（鸦片贿赂），同时又抱怨由于他的到来使鸦片走私交易更加困难。从事实方面考察也是如此。在他任职期间，鸦片入口数从2万箱增至3.5万箱，而他又确实采用过许多禁烟措施。这里面的问题是复杂的，牵涉到邓廷桢以外的许多问题。我以为，邓更多地具有文人气质（本来就是一个音韵学家和诗人），很可能对此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但是，1836年底至1837年初，邓廷桢在广东采取的禁烟措施影响了鸦片的销路。为此，义律在1837年2月2日致函英国外相巴麦尊：“看来这危机时刻不时派遣战舰来这里短暂逗留，会使得省政府放宽鸦片贸易，或是加速合法化。”义律还同时向英驻印度总督和英驻东印度海军司令发出了同样的请求。同年9月3日，巴麦尊将女王关于英国军舰应保护在华商人的指示转给海军大臣。由此可见，马他仑的使命虽与黄爵滋奏折无涉，但与禁烟有着直接的关系。（参阅〔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徐梅芬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1—102页）

　　[22]　自律劳卑死后，德庇时、罗宾生先后继任对华商务第一监督，他们不愿以低下的姿态与广州当局打交道，而广州当局亦装着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只能在澳门、甚至泊在海面上的船上执行所谓的公务。义律的禀帖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東京：巌南堂書店，1967年，第86页。

　　[2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87—88页。

　　[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23页。

　　[2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26页。

　　[26]　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大班的文书须敞封交给行商，由行商检查是否有悖逆字样后，再转交地方官，逐级上呈至两广总督。1837年4月，义律利用17名中国水手在海上遇难后被英人搭救的机会，直接发禀帖给两广总督，被驳回，后经辩论，允许义律将禀帖封口后转交行商，再呈广东官员。又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大班在贸易期间驻广州商馆，贸易结束后回澳门，往来广州须事先申请红牌。1837年5月，义律抓住广州黄埔英国水手闹事的机会，立即前往处理，并向广州当局提出随时有事可进广州的要求。邓廷桢同意了他的要求，“准令随时遇事，驾坐舶板，不必请牌”，事后办理手续。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97—105页。

　　[2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133页。

　　[2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148页。

　　[29]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149—150页。

　　[30]　事系7月28日英船孟买号由澳门驶向广州，广东水师打旗要求停船检查，该船不予理睬，后海岸炮台开炮，该船被迫停下，水师官兵上船查询马他仑及其家人是否在船上。该船航至虎门炮台时，又被再次检查一次。很显然，广东当局不明马他仑的情况，害怕他混入广州。而马他仑后来对海军部汇报时称，容忍此事，只会助长这类挑衅性行为的再次发生，因而决定进逼虎门。

　　[3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150页。

　　[3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p. 232.该刊还称：一、虎门一带加强了军事戒备；二、李贤、卢大铖曾面带羞愧地参观了英舰；三、关天培与马他仑交换了名片；四、也是最有意思的，当英舰离开时，清军穿鼻（沙角）炮台和英军威厘士厘号各放了三响礼炮，“整个事件在极为礼貌和非常友好的情况下结束的”。

　　[3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336.

　　[34]　邓奏在开头事由中提到“稽查商务”，后正文中仅称，英方告澳门同知“称系来稽查贸易事务”。他认为，“该国既有领事在粤经管贸易，何以该夷目吗咃复来查办，情殊叵测”，表示不相信这种说法。对于李贤、卢大铖去英舰签立字据，谎称“恐传语错误”，而派去对马他仑“严切开谕，晓以利害”。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329—331页。

　　[3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342—343页。

　　[3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343页。

　　[37]　戴莲芬：《鹏砭轩质言》，《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 ，第314页。

　　[3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424页。

　　[39]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9—171页。

　　[40]　有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