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口外外洋寄居一所。”（同上书，第61页）“寄居”一词的含义应当是清楚的。又，琦善在其奏折中，一直以澳门为例来说明香港的地位问题。

　　[156]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2月13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

　　[157]　1841年2月7日，义律致琦善照会中称：“据差人称，请于本月二十日（2月11日）再行面谭等语。”（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9页）可见这次会谈是琦善主动提议的，尽管他后来在奏折中否认。

　　[15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11—713页。有论者据该谕旨中有“通谕中外”一语，认为是道光帝正式宣战。这是一种误解。此处的“中外”，并非是今日之“中国与外国”之意，“中”是指“宫中”如“留中不发”等等。“外”与“中”对立，指“宫外”，即“官民人等”之意。另外，当时中国对国际法中的“宣战”程序亦毫无所知。

　　[159]　《林则徐集·日记》第381—382页。琦善在奏折中对收到此谕旨的时间，多加掩饰。1841年2月14日，他在奏折中含混地说道：“昨奉垂询……”好像是2月13日才收到此谕。这显然是为了掩盖他抗旨，继续与英方会谈的行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14页）。

　　[160]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2月13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册，第168—169页。

　　[16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13—814页。

　　[16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19页。

　　[16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0—84页。

　　[16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92—94页。怡良是在林则徐等人的策划下出奏的。怡良的奏折中称：“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言下之意是琦善到广东后一直对他封锁消息，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义律的告示2月1日发布，伯麦致赖恩爵的照会1月28日发出，按照当时的通讯速度，广州于2月3日便可得到消息。据林则徐日记，琦善2月10日离开广州前，曾于2月4日和5日有两次与林则徐、怡良会谈，即使琦不表白，怡良又为何不问？琦善后来受审时，对怡良的这种说法完全否认：“琦善与怡良系属同官，时常接见，岂能不谈公事？惟因夷务机密，有未及事事相商之处……”（同上书，第472页）由此可见，怡良若是琦善未告真情，完全有机会询问清楚，而他乘琦善刚离开广州，便上奏弹劾，目的就不是弄清真相而是扳倒琦善了。又据这一时期林则徐致怡良的信件，怡良出奏时非常注意保密。

　　[16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3页。

　　[16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4页。

　　[167]　鲍鹏续供，《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53页。

　　[16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15页。后来琦善打算将香港一处地方扩大为全岛，但鲍鹏最终未给文件，故应不视为出价之列。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琦善拟定的《酌定章程》，是对义律1月20日宣布的四项初步协定的还价。尽管两者之间差距甚大，但琦善致义律的照会诡称：“本月初九日酌定四条，寄阅大意，亦与贵公使大臣所拟，不甚相远，不过汉文通顺，是以语句字面，每有不同。今若逐条辩论，转滋意气……”（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9页）

　　[169]　《善定事宜》中文本，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1—82页。据见过该条约英文本的佐佐木正哉所述，条约的英文本与中文本还是有所区别的，并在其论文：《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予以说明。此处是结合两种文本叙说的。

　　[170]　关天培：《查勘虎门扼要筹议增改章程》、《重勘虎门炮台筹议节略》，《筹海初集》卷1。尽管关天培称三重门户是前人的创意，但在他之前不见何人提出过。

　　[17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486—489页。其中排链工程，关天培于1835年就要求兴建，但被卢坤所拒（见《筹海初集》卷1）。此时邓廷桢据关天培的请求，同意兴建。

　　[17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1—644、690—691。有论者因林则徐对靖远炮台和排链上过奏折，误以为此两项工程为林主持。实际上林对虎门防卫并无建策或贡献，当时他的重点主要在九龙和澳门一带。

　　[173]　关天培的演习方案（即章程）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835年，他的《筹议每年操演拟请奏定章程稿》、《筹议春秋二季操练炮准师船稿》、《春秋训练筹备一十五款稿》，是其最初的形式；而1836年的《创设秋操通行晓谕稿》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