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艘船开往舟山。伊里布2月22日子夜方下决心，若无事先的计划，3000清军需集结，150艘船需调动，没有一二天时间是很难完成的。由此看来，葛云飞等部的迟到，可能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统帅的伊里布为何如此决策，交由葛云飞看管的安突德等人为何不随军行动，都是很难解释的。由此看来，无论是伊里布，还是葛云飞等人，虽已动兵，但似乎都有意避战。

　　[131]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92—194页。

　　[132]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96页。

　　[13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30页。

　　[134]　张喜在实际交往中，对英方军事力量了解颇详，见《探夷说帖》，《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37、339、344、346—347页。

　　[135]　英军撤离舟山是义律擅权的决定，详见后节。由此可见，伊里布本无出路可言。

　　[13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89—990页。

　　[137]　本节的撰写，我在多处受益于佐佐木正哉先生的论文：《论所谓〈穿鼻草约〉》（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一部 分“交涉破裂与开战准备”，第四部分“琦善的革职被捕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中译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8辑、第15辑）；第八部分“对琦善的审判”（见〔日〕《近代中国》杂志，第11卷）；《鸦片战争初期的军事与外交》（见日本《军事史学》第5卷第2号）。后两种日文论文由李少军先生翻译并提供。

　　[138]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2—76页。

　　[13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14页。

　　[140]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5页。

　　[141]　这方面的证据是：一、琦善一到广州，很快提出鸦片赔银500万两的方案，他虽在照会中称“其银既非大皇帝准给，系由本大臣爵阁部堂另行筹办”（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30页），但在奏折中亦明确说明此事，若无道光帝的批准，琦善绝不敢如此办理。二、1840年11月御史曹履泰奏称，赔偿烟价须英军交还舟山后方可给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540页）。此时琦善尚未到达广州，言官即有此议，可见道光帝同意赔偿在当时京城已为许多人所知，不再是秘密了。

　　[142]　当时琦善和伊里布与英方的往来照会，皆随奏附呈御览，道光帝没有表示异议，可视为道光帝已经默许。

　　[143]　对于懿律的去职，当时和后来都有许多评论。我以为，懿律与他的堂弟义律在政策上有分歧，当为事实；而其身体有病，也是事实。他的离华，有着双重的原因。

　　[14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13页。

　　[14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7—52页。

　　[14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1—62页。

　　[14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305—306页。

　　[14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5页。

　　[14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35页。

　　[1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08页。

　　[1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18—619页。

　　[15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32页。

　　[153]　从北京到广州的“五百里”、“六百里”谕旨需时约14至19天。据1841年1月18日琦善奏折，他已经收到道光帝1840年12月30日的谕旨，但未称具体时间（《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76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铅印本误为1月20日发）；而12月25日的谕旨，琦善奏折中未提及。这种不寻常的做法，反映出琦善抗旨的意向。

　　[15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9页。这一时间又可得到林则徐的验证，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79页。

　　[155]　关于“割让”香港一事，琦善一直存有误解，而这种误解又似肇因于义律。1840年12月29日，义律在照会中写道：“惟有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46页）“予给”一词作何解，姑且不论，“如西洋人在澳门”一语，就不能不使琦善发生误会。澳门是葡萄牙人向中国租借的居留地，不是葡萄牙的领土，清政府亦在此保留了许多权力。而琦善1841年1月11日复照义律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