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好过琦善多少倍。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何上奏。

　　1841年3月6日，杨芳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上奏道光帝，隐匿了琶洲、猎德、二沙尾等东路炮台的失陷，仅虚笔略提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道光帝于3月21日收到此折（正是广州恢复贸易的第二天），吃下了这枚空心汤团，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39]

　　3月12日，杨芳再次上奏，谎报乌涌之战中清军“砍毙逆夷，多于官兵”，即杀敌446人以上，并称其筹防措施已使“民心大定”，“军民鼓勇，可期无虞”。至于道光帝迫切希望的“进剿”，他寻出了一个延宕的理由：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他建议“暂为羁縻”，等奕山、隆文赶到后，“再为设法水陆兜剿”。[40]

　　杨芳的这一番本意拖延时日的托词，歪打正着，恰中道光帝的心思。我在第三章 中提到，先前道光帝决议主“抚”，其中一条重要理由，便是担心在陆路上占有“优势”的清军一旦进攻得手，英军退往海上，便无法追剿，战争将拖延下去，不能获得如同西北擒获“夷酋”张格尔那样的彻底胜利。他一开始下令奕山、杨芳出征时，便提出了“剿捦逆夷”。[41]后又多次下令，不要放跑了英军，“务将（英国）首从各犯及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惩治”。[42]因此，当他得知英军由虎门深入内河，不以为忧，下旨“可期一鼓作气，聚而歼旃”[43]。当3月28日收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对杨的“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非常满意，在该段上朱批：“如能设法羁縻，不令遁去，方合机宜。”又在该折尾兴奋地一连写下了两段朱批：

　　……朕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

　　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

　　他还由内阁明发上谕，称赞杨芳“晓畅军务”，“著先行交部从优议叙”。[44]

　　道光帝所企盼的捷音果然不久而至。4月2日，他收到杨芳于3月17日发出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杨芳竟将3月16日凤凰岗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夸张成一大胜仗，称英军“大兵船两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冲过大黄窖（滘）废营（用‘冲过’‘废营’的字样，掩饰了大黄滘炮台的失守），直欲闯过省河”，驻守凤凰岗的清军“奋不顾身，叠开大炮百余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英船“畏惧退走，不敢遽行省河”。该折还提到了西江水道战斗，称清军的极力“抵御”，使英船当晚便“退出”。道光帝读及于此，如何能不喜悦，在上谕中称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并再次将杨芳“交部从优议叙”。[45]

　　一直到了第五天，4月6日，道光帝仍未从前一天的兴奋中缓过劲来，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

　　广东凤凰岗有二月二十四日（3月16日）之捷，省城自可无虞。该将军等星速前进……务即会同杨芳熟筹妥办，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以彰挞伐而振国威。（重点为引者所标）[46]

　　可是，杨芳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就在他出奏的第二天，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省城深为可虞。尽管杨芳在3月20日的照会及告示中，都向英方保证“据实陈奏”，但3月22日他的奏折，仍是一篇粉饰的杰作。

　　在这份由杨芳、阿精阿（广州将军）、怡良合词恭具的奏折中，先称美国副领事多利那请求允许英国恢复通商，被正词驳回；再称英军于3月18日乘风冒死闯入省河，由于清军防守严密，不得不于18日至19日退出；最后称行商伍怡和呈递义律字据：“不讨别情，惟求即准照常贸易，如带违禁之货，即将船货入官”，请道光帝对是否准许恢复通商一事“指示机宜”。[47]

　　杨芳恐这份虚掩过分的正折说不清楚，随奏另附两份夹片，要求“留中不发”。第一份夹片婉转承认清军力量不足，防守广州有八难，于是，杨芳称经其深思熟虑：

　　莫若先设一计，以退其船。查从前该逆夷求偿烟价、求给地方，皆无可许之理。今俱不敢妄图，而惟希冀照常贸易……彼若以诈来，奴才亦即以诈应之，将计就计，冀其坠入术中，于剿办或稍有把握……

　　第二份夹片称，英军退出后，立即在大黄滘、猎德垒石阻断河道，另派兵前往堵塞虎门内河，待奕山、隆文赶到后，“熟筹剿办”。[48]

　　杨芳的正折和夹片，隐匿了两项最重要的事实：一是完全不提广州内河各军事要点的失守和英军重占商馆，反而谎称英军因清军防守严密而退出；二是完全没有提到余保纯与义律的谈判及杨芳的照会和告示，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为了使道光帝同意广州恢复通商，杨芳竟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

　　若不知广州的真情，仅凭杨芳的折片，人们很难揣度当时的形势。智商平平的道光帝，对此更是不得要领，下了一道让今人莫名其妙的谕旨：

　　本日据杨芳驰奏，逆船驶进省河，旋即退出……（杨芳）所办尚好。……洋商呈出义律笔据，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