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无制服这些“夷”人的招术。他已经从来粤途中的满腹韬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了。[28]

　　就当时英军的兵力兵器而言，自1841年2月27日攻陷乌涌炮台后，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气攻下广州。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律不这么做？为什么他相反行事，于3月3日、3月6日、3月16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战，呼吁谈判？

　　义律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起算，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伦敦、孟买和广东的英国商人来说，这两年中仅茶叶、丝绸贸易的损失就极为惨重，更兼英国政府财政部每年高达百万英镑的茶叶税。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不是不明白此中的利害。而虎门口外始终徘徊未去的数十艘英国商船，[29]又似乎时时刻刻在敲打他的神经，赶紧通商，赶紧通商！正因为如此，自与琦善的广东谈判一开始，义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以能让伦敦的绅士们继续保持午茶的优雅风尚。

　　可是，生意须在两国商人之间进行，若广州的商人被英军的大炮吓坏了，纷纷逃难，又跟谁去做生意呢？

　　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再显赫的武功也就丧失其意义。盎格鲁—撒克逊人此行非为“宣威海徼”。他们把商业利润看得高于其他。

　　因此，义律在得知琦善被黜后，预料到中英两国条约一事不可能在广州达成，改而谋求先恢复广州通商，再领兵北上进攻，另寻缔约的出路。

　　于是，1841年3月18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后，义律向广州“钦差大臣”（他尚不知此时的广州由杨芳当家）发出照会，要求当天立即与广州的“贵爵大臣”面谈，并限“半辰”（可能是指半个时辰，即1小时）答复。[30]至于该照会的由头“现在据有报知”，是指美国副领事多利那（Edward Delano）与广州知府余保纯的会谈。[31]余保纯并没有托美国副领事转告义律，希望与英方和谈，义律如此写来，显然是找个借口罢了。

　　在广州城岌岌可危的局势下，杨芳很快便作了答复。他本是军事统帅，无权与英方谈判，因此对于英方的面谈要求，只能予以拒绝。照会中有“公有战，我有守”一语，也有一些玉碎的气派。但是，杨芳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提出了书面交涉的方法。[32]

　　据林则徐日记，3月18日晨，林则徐“往晤”杨芳。而英军于当日下午4时占领商馆，因而义律与杨芳上引照会的交往，只能在4时以后进行。看来，杨芳的这一份照会，很可能并未经过林则徐。但是，据林3月19日日记，杨芳和怡良当日一起来到林则徐的寓所，“竟日议事”，共同商量对策。[33]

　　就在杨、怡、林共讨大计之时，3月19日，广州知府余保纯正在商馆中与义律进行谈判。针对杨芳的照会，义律亦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指出“若大清国未能施以公道善定事宜，足崇大英国威，则我必仍行率兵，与各省力战”云云；[34]此外，义律还交给余保纯一项备忘录，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外国人和恢复通商，英军将撤退，并停止军事行动。[35]余保纯要求给予考虑的时间，但义律没有同意。

　　余保纯带回的照会和备忘录，当时就在杨芳、怡良、林则徐这广州三巨头之间讨论。讨论的具体内容，林则徐在日记中没有详说，但从日记中可看到两项结果：

　　一、3月19日讨论后，“参赞移至余寓同住”，若双方旨趣不投，“同住”似为不可能。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三巨头得出了相同的意见。

　　二、3月20日日记称：“参赞委余守（保纯）赴夷船给回文”。这说明杨芳的行动林则徐是知情的，这又反过来说明杨芳在移往林寓“同住”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立场。

　　3月20日，杨芳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义律备忘录中的两个条件。[36]同日，杨芳和怡良还联衔出具告示：“……现准各国商人一体进埔贸易，尔等商民与之交易往来，一如旧例，不得窒碍生事……”[37]

　　这就是杨芳—义律3月20日的停战协定。但是，义律并没有退兵。他决定用英军的武力，来保证这项对英国极富利益的商业活动的进行。

　　从今天的知识来检讨，杨芳、怡良、林则徐之所以屈服，同意恢复通商，主要是他们没有识破义律的真实意图。义律的强硬态度和言辞使之认为英军真的欲攻破广州。就另一方面来讲，他们也实无退兵之计。尽管3月18日战事正鏖时，林则徐在广州点验壮勇，分布各路，但他心中似乎明白，这几百名壮勇未必真能起作用；不然，他就不会早在3月1日得悉乌涌失陷后，就送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以避战难了。[38]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不论是杨芳、怡良、林则徐，还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时若要保全广州，唯有同意恢复通商，别无选择。这与他本人内心是否主战或主和都没有关系。

　　战争的权威性，就在于强迫对方顺从。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违旨行为不知严重多少倍。琦善奉旨主“抚”，始终不肯与英人签订条约。杨芳奉旨主“剿”，却擅与英人达成停战协定。可杨芳的结局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