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晤于佛山。此后，他们在4月15日和18日，在广州有两次时间甚长的会晤。[66]

　　关于这些会谈的内容，史籍上有一些透露，谓林则徐向奕山提出了6条建策。[67]而在这6条建策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条：

　　其一，林则徐提议，密饬余保纯[68]和行商，用“好言诱令”英军退出省河，然后在广州以东的猎德、二沙尾一带和广州以南的大黄滘一带阻塞河道，构筑沙袋炮台，派重兵驻守。此两处办成后，再致力于黄埔[69]，最后筹防虎门。林的这一建策，就作战思想而言，仍是其战前的据守海岸坚强防御据点的战法。

　　实际上，林的这一战法已不新奇，3月22日杨芳奏折所附密片中，已陈此说[70]（很可能杨芳正是听从了林的建策）。但是，若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林的这一建策有两项操作上的困难。

　　据林则徐称，当时猎德一带的珠江河道，宽约660米，深6米以上，大黄滘一带河道，宽约350米，深约10米。如果只是简单的阻塞，将无济于事，因为前次广州内河战斗时，猎德、大黄滘都已阻塞，但水中障碍皆被英军清除。如按林则徐所要求的“巨石”堵塞，那两处的石方量不难推算，似在短期内难以完成。退一步说，即便阻塞了珠江河道（且不论此举会引起何种生态恶果），那也只是阻止英军舰船由水路直逼广州城下，又何以阻挡英军的陆路进攻？林要求堵塞的猎德，距当时的广州城约5公里，英军若从此处发起攻击，比后来的攻击路线只长3公里。

　　另外，林则徐堵塞河道的前提，是英军退出省河。可如何使英军退出省河，又是一件难事。林在此用了“好言诱令”四字，即虚假地应允英方的某些条件。且不论道光帝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严旨，[71]使奕山不敢同意英国通商；即便作此承诺，对英方也无吸引力，因为先前杨芳、怡良已经出具照会和告示。至于在其他方面作出承诺，更是违旨举动。

　　如果我们再看看道光帝的谕旨，便能知晓奕山绝不敢听从林则徐的这一建策。道光帝给奕山规定的战法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其基本战略是进攻，而林则徐的战法（即便成功）只是保守的保全广州的方案。尽管我们有理由指责京师的旨意更加不切实际，但对统兵大员来说，不执行这一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琦善、伊里布前鉴俱在，奕山不能不小心行事。

　　林则徐的这一建策，奕山没有采用。

　　其二，林则徐建议，对驶入内河的英舰船实施火攻，火船在佛山一带装配，于深夜乘风顺流放下，另以战船、水勇配合作战。

　　林的这一建策，仍脱胎于战前的“攻首尾跃中舱”之法，火攻是中国水战的传统战法，火烧赤壁等战例更是深入人心。奕山在路途中便存有此心。[72]林的建策，颇合其意。后来奕山采用的正是这一战法。

　　除此两项外，林则徐还提议准备战船、调集火炮、查拿汉奸三项，这些已属技术性的问题，在当时无特别之处，奕山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此可不再分析。至于林提议建立外洋水师一项，因与奕山当时的条件差距太远，根本无法实施，我准备放在第六章 中再作分析。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军事思想，仍停留在其战前的水平上，并没有从广东的一系列战事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他的6项建策，仍无回天之力。

　　需要说明的是，林则徐作为“天朝”中的一文臣，如此建言，并不足奇，也不必究其责任；然而一些论者对此未加分析，先作赞词，称作救时之方，指责奕山未能一一如计行事，反显足以为奇。这也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原因。

　　义律此时似乎也在等待奕山的到来。

　　自1841年3月20日广州开港后，义律策划了一个计划：在广州至香港一带保留7艘军舰和全部陆军，以威慑广州当局，保证广州通商顺利进行；主力战舰北上，进攻厦门，然后再南下广东；当主力战舰南下时，广州的通商可以大体结束，英军于5月北犯江、浙，迫清政府屈服。[73]

　　1841年3月27日，义律同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和陆军司令郭富（Sir Hugh Gough）[74]讨论这一计划，遭到反对。郭富提议将进攻厦门的行动，放到第二次北上总攻击时一并进行，并要求增援；伯麦也提出了增援的要求。于是，会议决定：推迟北攻厦门，英军以全力控制广州的局势，伯麦往印度求援（3月31日出发），义律进驻商馆（4月5日到达），探明情况是否会变化。[75]

　　义律很早便得到奕山即将到来的情报，也急欲知晓他对广州停战通商的态度。4月14日，奕山一入广州，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广州停战通商协议是否仍旧有效？奕山是否准备开战？[76]4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带来杨芳的复照，词语含混：

　　前许代恳圣恩，已为陈奏。昨日大将军、参赞大人到来，亦候恩旨定局，断不失信，令问好。[77]

　　我在前节已经谈到，杨芳的奏折，只谈到准许“港脚”贸易，并未报告实情；而道光帝的驳斥，此时尚未到达广州。从这份照会来看，奕山似乎同意通商停战协定，答应等待圣旨。“令问好”一语，也颇有亲善之意。

　　让人吃惊的是，余保纯在送交上引照会时曾与义律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