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山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的四世孙。在康熙朝的立储纷争中，身为抚远大将军的允，本是最有力的皇位竞争者。雍正帝在迷雾中继位后，长期监禁允。允之子，奕山的曾祖父弘春，亦为此而受迫害。

　　经雍、乾、嘉三朝之后，百年前祖上的恩恩怨怨已经消褪色彩。自道光帝继位后，奕山颇得宠信，1821年以四品宗室充三等侍卫，历二等侍卫、头等侍卫、御前侍卫、伊犁领队大臣、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迁至伊犁将军。期间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1840年4月，道光帝召其回京，任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等职。[53]按照清朝的官位品秩，武职的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文职的内阁大学士，为最高一级。然而，更重要的是，奕山久任内廷职位，平时见到皇帝的机会比较多，这又是一般官员不可企及的。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将军，从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调集大军，命其统率南下征战。这对奕山说来，正是一个机会，祖上的种种不平事，可由他这位子孙的戈马武功来洗雪。

　　奕山受命后，面聆圣训，于2月2日领受了御赏的“大缎袍褂料各二件”，[54]随后组成了由御前侍卫、京营武弁、部院司员共35人的参谋班子。在嘈嘈嚷嚷中操持了两周后，奕山一行于2月16日，浩浩荡荡，离京南下。[55]

　　前方的军情如此急迫，而主帅的准备似过于悠闲。当时任北京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俄国外交官柳比莫夫（此人后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目睹这一出征场面，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我有幸看到这个美妙的场面。将军被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侍者就有50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56]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10人。有的人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抬30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须走两站路程。[57]

　　不过，在这位俄国间谍眼中极其荒唐的现象，在“天朝”恰是无人訾议的正常情景。

　　奕山出征了。他是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第3位由京赴粤的大员。而从今天的知识来看，道光帝赋予他的使命，“剿捦逆夷”，如同他的两位前任，仍是无法完成的。

　　他是否也走上了与前任相同的道路？

　　从清代档案来看，奕山未出京前，道光帝就发给他3道谕旨；从奕山的奏折来看，他在途中至少收到了6道谕旨。检视这些谕旨，除通报广东、浙江的军情外，无非是催其加速前进，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样为，“一意进剿”，“星夜兼程”。[58]

　　尽管道光帝催得很紧，但奕山赶路的速度并不快。据《广东军务折档》，他于2月26日到山东东平，3月17日到安徽宿松，28日到江西泰和，4月3日方进入广东境内。又据其自称，行程不快是沿途大雨，路上泥泞。而他一入广东，反在韶州（今韶关）停了下来，理由为：一、得知英军已逼近广州，放言等他到达后“即求定局”，而此时各路援兵未到，火炮未齐，速到广州，反会被英军所困。二、等候新任两广总督祁，一并前进。[59]

　　奕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没有必要分析，因为从广州的局势来看，他早几天或晚几天到达，似为无关紧要。需要介绍的，是奕山所举理由的背景。

　　自1841年1月6日至3月15日，道光帝共调大军1.7万人援粤。[60]这是奕山倚以为战的军力。可至4月初，进入广东境内援军仅8000余人。[61]按照我在第一章 第二节中谈到的清军调兵速度，援军的全部到达，须至5月份。也就是说，道光帝所期待的大兵进剿，最早要到5月份才能进行。

　　虎门之战、广州内河之战、西江水道之战，使清军在这一地区损失的火炮约1000位。[62]奕山若要发动反攻，需从广西、湖南等省调入火炮，这也需花费时间。

　　道光帝为了保证广东作战的后勤供应，于1841年2月10日派曾任广东巡抚的刑部尚书祁办理粮台，辅以江西、广东两布政使。[63]琦善革拿后，又任命祁为署理两广总督（后真除）。此外，为加强军事指挥，又于3月15日增派曾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并获绘像紫光阁殊荣的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64]这样，广东的前敌班子由奕山（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隆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杨芳（湖南提督）、齐慎（四川提督）、祁（原刑部尚书、两广总督）五人组成，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强大阵容。道光帝还慷慨地一次性拨给军费银300万两。而道光帝所赋予的任务，除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外，又增加了一项：收回香港。[65]

　　4月14日，奕山等人由佛山进入广州，途中共57天，比他的前任琦善多用了1天。但在这57天内，广州的局势已经大变。

　　奉旨“剿夷”的奕山，似乎很看重对英强硬的林则徐。在未进入广州之前，便写信给林则徐，约他面谈问计。4月13日，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