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失不可得。可是，在广州的各将帅无敢当此任者，祁命令其出城劝散民众。[154]余保纯此计虽未必可行果效，但据此记录，他绝非汉奸当属确定无疑。

　　从余保纯汉奸案中，我们又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文献会有这么多的对“汉奸”的指责。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进行实地调查。作为这一调查的结论，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妻子受到调戏的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论著所引用。

　　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以农、工为主体，以农民为领袖的三元里抗英的新说，明显地带有着当时的政治时尚和时代背景。此说依据的资料，是该馆组织的调查访问记。这种经历100多年的口碑，往往为历史学家所疑惧，恐其失真，更何况这些调查访问记的本身，又有着政治倾向性的痕迹。

　　严格地说起来，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料尤其如此，倾向性特别强。

　　按照奕山的奏折，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155]奕山如是说，表明他竭力将此事件纳入官方抗英的轨道，从中攫取名利。

　　按照梁廷枏的著作，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为当地举人何玉成，事件是由他“柬传”各乡而起。[156]梁氏曾任广州越华书院的监院，对在籍士子的举动，自然会有更多的关注。又据何玉成的族弟何壮能的诗注，参战的主体为乡绅领导的“社学”。[157]

　　按照林福祥的记录，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他本人，这里就不无自我标榜之嫌；而参战的中坚力量又是具有强烈家族色彩的林家水勇。[158]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

　　韦绍光、邓彰贤、何玉成、林福祥……谁是这次事件的领导者呢？

　　当每一种史料都流露出史料作者的倾向性时，历史学家似不应跟着史料走，去争论韦绍光或何玉成或其他人的领导作用，而应当进行分析或综合。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领导人是谁，在当时或许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已全失意义；重要的在于，通过领导人的辨认，弄清参加这次事件的主体。

　　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千乃至数万的民众参加斗争，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此现象，可以认定，此时广州北郊的乡村中必然存在着某种社会组织，否则不可能有此效率。

　　就此分析，邓彰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何玉成的背后有乡绅色彩的“社学”；林福祥的背后有家族色彩的“水勇”；而唯独韦绍光的背后，似乎一无所有，只是一些自发的农民，尽管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参战的打石工人、丝织工人时，都指明了他们的“行会”组织。

　　但是，从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中，我们又可看见一些迹象：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后来成为天地会的重要领袖。广州附近农村的会党势力甚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19世纪50年代的红兵反叛中可以领略到他们的力量。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测，当地农民中的会党组织在此事件也起到了某种作用。到了这里，韦绍光是否为会党中的龙头老大似无关紧要，我们的注意力应置于农民的组织形式之上。

　　由此，我们可以简略地分类：官府的“义勇”，乡绅的“社学”，农民（或下层民众）的“会党”。

　　所谓“义勇”，即团练，是官府不出资不征调的由乡绅控制的保卫乡里的武装。当官府将组织“义勇”的责任和权力交付乡绅时，乡绅原先组织的“社学”（或其他组织）立即便获得了“义勇”的称谓。

　　“义勇”也罢，“社学”也罢，其主要成员为农民（或下层群众）。当“义勇”、“社学”、“会党”三方都在发展时，一个农民就有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

　　“会党”虽属下层民众的秘密组织，为官府极力压制，但其首领中亦有中上层人士，某些人就是乡绅。因此，“会党”与“社学”之间也摆脱不了干系。有些表面上由乡绅组织的武装，实际上是公开化的变相的“会党”，这在后来的红兵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硬性地将上述三类组织析解为界线分明的阵垒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当这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立即又成为官府所指责的“汉奸”。

　　就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具体情况来看，组织能力当属士绅最强，各种长红、示谕、檄文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不会引起官府的疑惧，反而得到了事后的承认和赞许。作为秘密组织的会党，此时尚无挑大梁唱大戏之可能。但是，当何玉成的“柬传”能在一天之内于“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生效时，人们也不免怀疑，何氏的“怀清社学”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有无“会党”的暗中操作？要知道，当时的天地会（三合会）是一支遍及南中国的地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