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以为，参加三元里抗英的组织形式似为多样的，但“义勇”似无根基；其领袖也包含了各色人等，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这似乎是一个含混的结论，但对此的辨认越明确、越具体，就有可能越失真。

　　由此而推及，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那一结论，似有片面性，伴随着当时人们的政治信念的一份牵强。

　　昔日寂静的三元里，因抗英事件而名扬天下。事隔百年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也不再纠缠于当时活动中的细微末节，而更注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

　　三元里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最近几十年的宣传，将之提升为人民群众（或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夷夏”观念。三元里民众无法置身事外。尽管他们在外来侵略面前持武装抵抗的姿态，但此中体现出来的当属由屈原、岳飞、史可法等英杰代代相传的传统样式的民族主义；而他们在长红、谕示、檄文中毫无躲闪地公开宣布对一切外国人的鄙视，又与“天朝”的态度并无二致。当人们认知中国包含着“天下”，即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时，当人们还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以外地区的文明时，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虽可以产生一些“尊王攘夷”的壮举，但毕竟不合时代节拍。

　　我以为，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民族的压迫。而在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大体萌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宣教，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方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产生的。在此期间的《圣经》翻译成被视为“土语”的民族语言，教会势力在日益壮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缩，各级封建领主势力被国家政府权力削弱诸环节，使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了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催生、助长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很早便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言，中华民族并不存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又如何从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母体中胎生。

　　就这一层面进行讨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就不是毫无贡献的了。

　　若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为正常现象，那么，中国近